第六讲 德意志人的特点在历史中的表现49

放弃以后，这种教义就至少取得了它可能取得的无害功效；特别是对于它的那些辩护者来说，它就成了要作一种比以往更透彻、更合乎逻辑的深思的机遇和挑战。这种在德国得到改进的教义也传播到了一些近代拉丁语国家，在那里产生了引起高度热情的同样结果，我们拟将这种情况视为一种暂时现象，这里不再予以叙述，尽管有一点始终值得注意，即新的教义在任何一个真正的近代拉丁语国家都得不到政府的承认，因为事情看来是这样的：为了让这种教义同上层统治当局相容，并使它真能这样，就需要统治者有德意志人的透彻性，民众有德意志人的好心肠。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即从有教养的阶层，而不是从民众方面来看，德国曾以自己的宗教改革对外国有过普遍的、持久的影响；凭借这种影响，德国又一次使这些国家成为它们自己进行新创造的先驱和倡导者。自由的和自动的思维或哲学，在以往若干世纪就已经在旧教义的统治下经常得到激励和付诸实践，但绝不是为了由自身产生出真理，而只是为了说明教会的教义正确和何以正确。甚至在德国信奉新教的人们那里，哲学也首先负有解释他们的教义的同样任务，并且在这些福音派的婢女那里，如同在经院派那里一样，哲学成了教会的哲学。在某些不是没有福音，便是没有抱着纯德意志人的忠诚和笃信理解福音的外国，自由的思维是由已经取得的辉煌胜利激励起来的，它在没有受到对于超感性东西的信仰的束缚时，轻而易举地、十分突出地弘扬起来了；不过，它仍然受到对于自然事物的信仰的感性束缚，不具有已经成长起来的知性的那种修养和道德，而且它还远远不能在理性中发现以自身为基础的真理的源泉，这种不成熟的知性的名言对于这种思维来说，无异于是教会之于经院派、福音之于早期新教神学家那样的东西。至于这些名言是不是真的，却没有引起什么怀疑，而只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它们面对各种驳斥它们的呼声何以能坚持这个真理。

    这种思维在当时完全没有进入理性领域，而理性的反驳则会更为重要，所以，除了历史上存在的宗教，它没有发现任何别的反对者，而且它把这种宗教轻而易举地对付过去了，因为它用预先设定的健全知性的尺度衡量了这种宗教，并由此清楚说明了这种宗教恰恰与健全知性是矛盾的。因此，当这一切完全得到解决时，就出现这样的情形：在外国，哲学家这个名称竟变成了无信仰者和无神论者的同义词，两者都够得上是同等光荣的称号。

    试图完全超越对外在权威的一切信仰————这在外国所作的那些努力中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初起是通过教会改革来自德意志人的，这时对于德意志人来说却成了一种新的鼓励。虽然在我们当中一些次要的、没有独立性的人物重复外国的这些教义————看来他们宁要外国的这些教义，也不要他们同胞的那些同样容易掌握的教义，因为他们觉得前者更高雅————而且他们企图尽可能使自己相信这些教义，但在独立自主的德意志精神表现出来的地方，感性东西就已经不充分了，反而产生了在理性本身发现超感性东西————这种超感性东西当然不相信外在权威————的课题，从而也产生了首次创造真正哲学的课题，因为人们像应当做的那样，把自由思维当做了独立真理的源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莱布尼茨曾致力于与那种外国哲学的斗争53 ；结果，现代德国哲学的真正奠基人终于达到了这个目的54 ，但没有否认这是由外国的一种言论引起的55 ，而对这种言论的采纳在当时比原本想象的还要深入。从这时起，这个课题在我们当中就完全得到了解决，哲学也得到了完善，在真正理解这个事实的世纪到来之前，现在说明这一点，我们应该感到满意。如果把这作为前提，那么，一项前所未有的新事物的创造或许又是通过近代拉丁语国家传下来的古代文化的激励，在德意志祖国完成的。

    在我们这些同时代人的眼前，一些外国人轻松、热情和勇敢地着手进行过现代世界的另一项理性和哲学课题，即建立完善的国家的课题。但不久以后，他们放弃了这项课题，以致他们为他们现有的条件所迫，把关于这项课题的单纯想法都作为罪行予以谴责，而且还一定要利用一切手段，尽可能把他们过去做出的那些努力从他们的历史年鉴中一笔勾销。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已经昭然若揭：合乎理性的国家不能靠弄虚作假的做法，用手头现有的材料建立起来，相反地，要建立起这样的国家，一个民族首先必须获得文化素养，教育水准必须得到提高56 。一个民族只有靠脚踏实地的工作，首先解决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课题，然后才能解决建立完善的国家的课题。

    自从我们实行宗教改革以来，连这个教育课题也已经受到外国人的饶有趣味的推动，不过每每是按他们的哲学的含义受到推动的，而且这种推动在我们当中首先找到了效颦者和吹嘘者。至于德意志人在我们今天最终又把这项事业引向何方，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作更详细的报道。

    从上所述，你们对近代世界的整个文化史，对近代世界的不同组成部分与古代世界的永远不变的关系，就可以有一个清楚的概观。以基督教形式出现的真正宗教是近代世界的萌芽，现代世界的整个任务是使这种宗教融入现存的古代文化，从而使这种文化超凡脱俗，变得神圣。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是把这种宗教形态中的那类剥夺自由的外在权威与这种宗教分离开，同时也向这种宗教引入古代的自由思维。这第一步是由外国人推动和德意志人完成的。第二步实际上是第一步的继续和完善，那就是在我们自身发现这种宗教，并随之发现一切智慧。这第二步也是由外国人准备和德意志人完成的。现在从长远意义上列入议事日程的步骤是进行民族教育，培养完善的人。没有这一步，已经取胜的哲学将永远得不到广泛理解，更谈不上被普遍应用于生活；反过来也一样，没有哲学，教育技能将永远不能达到对其自身完全清楚的认识。因此，两者是相互交错的，如果一方没有另一方，便都是不完全的、不适用的。德意志人迄今已完成文化发展的一切步骤，而且他们实质上就是为达到这个目标而立足于现代世界的，唯其如此，他们对于教育当然也负有同样的任务。但一俟教育被纳入轨道，其他人类事务就将容易办到了。

    由此可见，德意志民族迄今对于近代人类的发展实际上一直就有这样的关系。关于这个民族在这里实现的合乎自然的进程，即在德国一切文化都发端于民众，我们已经顺便发表过两次评论，这个评论还应该有更详尽的阐明。我们已经看到，宗教改革的事情首先发生在民众当中，并且仅仅是由于它成为民众的事情才得以成功的。但应该进一步说明，这个具体情况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一种常规。

    凡是留在祖国的德意志人，都保留着早先扎根于他们的土地的一切德行，如忠诚和正直、珍视荣誉和简单纯朴，然而他们为达到一种更高级、更理智的生活而获得的文化，却没有超过当时的基督教及其导师能向散居的人们传授的文化。超过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因此，他们落后于他们那些移居到国外的部族亲属，他们虽然实际上是勇敢、诚实的，但毕竟是些半野蛮人。但是在他们当中也同时出现了一些城市，它们是由来自民众的成员建立起来的。在这些城市中，每个文化生活领域都迅速地发展到了极其美好的繁荣昌盛阶段。在它们那里，一些规模虽小，但非常卓越的市民体制和组织相继产生，并且由它们出发，一种有秩序和爱秩序的形象才传播到了其余国家。它们的贸易得到扩大，涵盖了半个世界。它们的联盟使国王们感到害怕。它们的建筑艺术古迹，风貌长存，抵御住了几个世纪的破坏，后人目睹时赞叹不已，承认他们自愧不如。

    我不想把这些中世纪德意志帝国城市的市民与他们同时代的其他城市加以比较，也不想问那时的贵族和君主都做了些什么；但如果与其余的日耳曼民族相比，除了意大利的某些地区————德意志人在文学艺术方面并不落后于这些地区，在实用艺术方面还超过它们，成了它们的老师————以外，这些德意志市民是有文化教养的，其余的日耳曼人则是野蛮的。德国的历史，即德意志的政治史、德意志的企业和发明史以及德意志的古迹和精神史，在这一时期都不外是这些城市的历史；而其余的一切，像现在存在的土地抵押和赎回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就不值一提了。这一时期在德意志历史上也是德意志民族光辉灿烂、享有盛誉和保持着它作为本原民族应该享有的地位的一个唯一的时期。一俟它的兴盛时期为君主们的贪婪和统治野心所破坏，它的自由遭到践踏，整个民族就渐渐衰落下去，走向了现在这个状态；但在德国衰落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其余的欧洲也随之衰落，这不是出现在涉及单纯外观的东西方面，而是出现在涉及内在本质的东西方面。

    这个实际上占支配地位的市民阶层，对于德意志帝国体制的发展，对于教会的改革，对于那时代表德意志民族，并且由此发展到国外的一切卓越东西都有决定性影响，它不论在哪里都是一目了然的。可以证明，所有现今在德意志人当中仍令人崇敬的东西，是在这个阶层中间产生的。

    德意志的这个阶层是靠什么精神创造和享有这样一个兴盛时期的呢？靠的是虔诚、正直、谦虚和团结的精神。他们极少为自己提什么需要，为公共事业却付出不可度量的开支。他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极少以单个人的名义出现，极少突出自己，因为他们志趣相同，都同样献身于公共事业。在与德国完全一样的外在条件下，在意大利也产生过一些自由城市。我们可以对比这两者的历史；我们可以将后者中存在的长期混乱、内部纷争，甚至战争以及体制和统治者的不断更迭，同前者中的和平安宁与和谐一致作对照。还要怎样才能更清楚地显示这两个民族在精神上必定存在内在差别呢？在近代欧洲民族中，德意志民族是唯一这样的民族，它若干世纪以来已经靠它的市民阶层用业绩表明，它是能承受共和体制的。

    假如我们从这个时期得到一部令人鼓舞的德意志人的历史，它能成为一部像《圣经》或《圣歌集》那样的国民读本和民众读本，直至我们自己又创造出某种值得记载的东西，那么，在重新弘扬德意志精神的许多具体的、特定的手段当中，也许会有一个很有力的手段57 。不过，这样一部历史不必按编年顺序将各种业绩和事件一一列举出来，而是必须以感动人心的魅力，不用我们自己再花力气或抱着清晰意识，就将我们带入那个时期的生活，以致我们自己好像是与他们一起行走和站立，一起作出决定和付诸行动，并且这不像许多长篇历史小说那样，是靠儿童嬉戏的虚构做到的，而是凭确实可靠的真理做到的；这样一部历史必须依据那个时期的生活，让那些业绩和事件作为这种生活的证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样的作品虽然只能是广博知识的成果，是那些也许还从未进行过的研究的成果；但作者不必为我们逐一展示这些知识和研究，而只须用现代语言把这个成熟了的果实，以每个德意志人都无一例外地能读懂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一部这样的作品，除了历史知识以外，也还需要有高水准的哲学精神，这种精神也同样不显露出来；首要的是，一部这样的作品需要有一种真诚、仁爱的精神。

    那个时代是我们民族在有限的范围内，对自己未来的业绩、斗争和胜利所做的一场青春美梦，是对自己在将来力量壮大时可能成为什么的一种预言。邪恶的社会和虚荣心的引诱已经将这个正在成长着的民族吸引到不属它自己的范围，而且由于它也想在那里引人注目，它也就在那里饱受屈辱，甚至在为维持它的生存而拼搏。然而，莫非它真的变老和衰弱了吗？自那以后直至今日，本原生活的源泉难道就像不向任何其他民族涌流出来那样，也不再继续向它涌流了吗？对于它的青春生活的那些预言是由其余民族的性状和全人类的文明蓝图证实的，难道它们永远不会实现吗？不，绝不！但愿有人把这个民族首先从它采取的错误方向上扭转过来，但愿有人以它的那场青春美梦为鉴，指出它的真正的方向和它的真正的使命，直至给它在这种观察之下发展出有力地掌握它的这项使命的力量。但愿这种要求有助于一种本来对此就有准备的德意志大丈夫很快地解决当前这项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