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讲 内容通报·业已开始的研究的继续 (1)

眷恋之情，表现廉洁正直和富有责任感，表现一切公民道德和家庭道德的图画吧，让它作为送给客人的友好礼物，带到他们终有一天会返回去的他们自己的家乡。让我们留神，不要邀请他们来蔑视我们；但是，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肯定会邀请他们来蔑视我们，好像我们不是极度惧怕他们，便是放弃我们的生存方式，而力求模仿他们的生存方式。诚然，我们不要有那种个人向个人挑战和个人激怒个人的不妥行为，但除此以外，我们在各方面都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好像我们只管我们自己，而绝不建立我们绝对不需要的任何关系，这将是最可靠的措施；在这方面最可靠的手段将是，每一个人都满足于祖国原有的环境能够使他取得的成就，根据自己的力量承担共同的重负，而把通过外国得到的每一种恩惠都看做丧失尊严的耻辱。可惜，人们在作出选择的场合宁愿小瞧自己，也不希望出现人们令人感动地称道的东西，这已几乎成为遍及欧洲的、因而也遍及德意志的习俗，而这也许可能让人把业已接受的良好生活方式的整个理论体系归结为那个基本原理的统一性。但愿我们德意志人在目前的情形下宁肯反抗这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反抗什么更高的东西！尽管可能有这样一种反抗，但愿我们仍保持自己的本来面貌；是的，假如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愿我们变得更强大和更坚定，就像我们所应当的那样！人们惯于批评我们说，我们非常缺乏敏捷的行动和驾轻就熟的技能，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过分严肃、过分谨慎和过分看重，但愿我们对此不怎么觉得惭愧，所以反而力求不断地有更大的理由、在更广泛的范围里够得上受这种批评！我们确信，如果我们并不完全不再是我们自己————这就相当于完全不再存在————那么，我们即使竭尽一切努力，也依然永远不会使那些人满意，这种容易达到的确信巩固了我们的这一决心。有一些民族，他们自己想要保存他们的特点，想要使别人知道尊重他们的特点，因而也承认其他民族自身的特点，乐意和允许其他民族有这种特点；毫无疑问，德意志人是属于这些民族的，这一特征在他们整个过去和现在的尘世生活中已有很深的根基，以致他们经常为了公正地对待同时代的外国人和以往的古代史，而对自己很不公正。又有另外一些民族，他们那种在自身紧密生长在一起的自我，永远不允许他们有一种不囿于自身，对异族进行冷静观察的自由，因此他们不得不认为，做有教养的人只有一种唯一可能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每每都是在这个时刻恰好由某种偶然情况抛给他们的；世界上的其余一切人，除了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并没有什么别的使命，如果他们想要承担教化这些人的辛劳，这些人就必须向他们表示最大的感谢。在第一类民族中，对人的发展有一种教化和教育的最有益的交互作用，并且有一种渗透，在这种渗透中每个人仍然可以靠他人的善良意志保持自己。第二类民族没有能力教化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把握现存状态中的任何东西；他们只想消灭现存的一切，并在自己以外的所有地方产生出一块他们能不断重复自己形象的空地；就连他们最初在表面上对异邦风俗的介入，也只是教育者对现在还很孱弱、但很有希望的学子们的好心屈就；就连已经结束的过去时代里的人物，直到他们用自己的外衣将这些人物乔装打扮好为止，他们也一直不喜欢，如果他们能做到，他们就会把这些人物从坟墓中唤醒，以期按照自己的方式教育这些人物。诚然，我永远不敢肆无忌惮，笼统地、毫无例外地责备任何一个现存民族有这种局限性。倒不如说，让我们假定，在这里也是那些不发言的人是更好的人。但是，如果按照发表的言论评判那些出现在我们当中，发表过言论的人们，那么，看来结论就是必须把他们纳入我们描绘过的那类人。这样一种言论似乎需要加以证明；我不谈摆在欧洲眼前的这种精神造成的其余后果，而只举出以下这种唯一的情况：我们互相之间进行了战争；我们这一方是战败者，那些人是战胜者；这是真实的，是得到承认的。那些人可以毫不怀疑地对此感到满足。现在，我们当中有人会继续认为，我们的事业还是正义的，我们本应取得胜利，该抱怨的是这个胜利没有成为我们的。难道这种结局就这么糟糕吗？那些从他们那个方面同样可以设想他们希求的结局的人，难道能使我们如此恼火吗？不，我们不应当肆无忌惮，设想那种结局。我们应当同时认识到，在任何时候希求的都与他们不同，都要抵抗他们，这是一种多么不正确的做法！我们应当祝福我们的失败，把它当做对我们自身最有益的事件，当做给我们做的最大好事。结局不可能是别样，人们对我们的良好理智就有这个希望！————可我还再说什么呢？这差不多在两千年以前就已经非常精确地说过了，比如在塔西陀的历史书中，94 罗马人针对反对他们的、被战胜的野蛮人的情况表示，抵抗罗马人是对神的法律和人的法律的罪恶反叛和反抗，罗马人的武器能给各个民族带来的只是祝福，罗马人的锁链能给各个民族带来的只是尊严，这种看法毕竟是建立在一种可以获得几分原谅的表面现象之上的。人们在这些日子里从我们这里获得的正是这种看法，他们满怀好意地向我们自己要求这种看法，把它假定为我们的看法。我并不是把这些话当做傲慢的讽刺说出来的；我能够理解，人们在十分自以为是和见识短浅的时候，可能会怎样认真地相信这类事情，并同样真诚地相信相反的事情，正如我认为罗马人确实是那样认为的；但我只是让大家思考，我们当中这些认为永远不可能转向那种信念的人们是否能够指望得到什么补偿。

    如果我们德意志人的各个部族、阶层、个人都在外国人的耳边就我们的共同命运相互指责，相互进行辛辣和激烈的责难，我们就在外国面前极大地贬低了我们自己。首先，所有这一类指责绝大部分都是没有道理的、不公正的和毫无根据的。我们已在上面说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德国最近的命运；这些原因数百年来都毫无例外地在一切德意志部族本身同样存在着；最近的事件并不是某个部族或它的政府犯有某种特别错误的结果，它们酝酿已久，假如只涉及那些在我们自身存在的原因，则同样早就能击中了我们。在这里，大家的罪过或无辜大概都一样大，而且不再有可能作出其他的估计。在匆匆产生最终结果的时候已经发现，各个德意志国家连它们本身、它们的力量和它们的真实处境都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哪一个国家能妄自挺身而出，对别人的罪责作出一个基于透彻的了解的最终判断呢？

    有根据的指责可能会越过德意志祖国的一切部族，而击中某一个阶层，这不是因为它也同样不比一切别的阶层更多地认识到或有能力认识到共同的罪责是什么，而是因为它作出一种样子，似乎它认识到的和所能做的更多，而把其余一切阶层排挤出了国家管理工作的范围。即使这样一种指责是有根据的，谁应当说出它来呢？而且它恰恰在现在才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声音和尖刻语调被说出来并加以磋商，又有什么必要呢？我们看到，著作家们是这样做的。如果他们在以前，在那个阶层还拥有一切权力和一切威望，受到其余绝大多数人的默默赞同的时候，同样像他们现在这样讲话，谁能责怪他们重新提到他们以前发表的那种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经验证实的讲话呢？我们也听到，他们在民族法庭前逐一点名指控以前身居高位的人，说明这些人的无能、懒惰和险恶用心，证明这些原因必定会造成这些结果。如果在当时，在这些被指控的人还掌权的时候，在这些人的管理工作必然会造成的弊端还可以被避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认识到他们现在认识到的东西，同样大声地把它讲出来，如果他们那时就同样有力地指控这些人的罪责，千方百计把祖国从这些人的手中拯救出来，只是人们没有听他们的话，那么，他们重提自己当时被人不屑一顾的警告，就是十分正当的。但是，如果他们只是从结果中得出他们当时的智慧，而这是全体民众从那以后跟他们一起从中得出的，那么，为什么现在恰恰是他们在说这些众所周知的东西呢？或者是因为，他们当时利欲熏心，也许根本就是在阿谀奉承，或者是因为，他们心怀畏惧，曾在那个阶层和那些人面前保持沉默，而到现在，在那些人丧失权力以后，他们的声讨之词就劈头盖脸向这些人袭来；噢，那么，他们今后就不要忘记，在我们的不幸的根源中，除了贵族、无能的大臣和将领们，也还要举出同群氓无异的事后诸葛亮的政论家们，他们对当权者阿谀奉承，但对失势者却幸灾乐祸地加以讥笑！

    或者是因为，他们谴责过去的错误————这些错误诚然不会被他们的一切谴责所消灭————只是为了使人们在今后不再犯这些错误，但他们这种促成人类关系的彻底改善的热诚，竟然使他们如此勇敢地置明智和体面于不顾吗？我们很乐于相信他们有这种善良意志，只要认识和理智的彻底性允许他们在这种行业中有善良意志。招致了我们的不幸的，不仅是那些曾经偶然身居最高位置的个人，而且是整体的内在联系和复杂情况，即时代的整个精神，时代的种种错误、无知、浅薄、气馁以及与此不可分离的毫无把握的步伐，换句话说，是时代的整个风尚；因此，一直行动的人就远远少于提供的位置，而且每个人，尤其是激烈的批评者本身都极有可能认为，他们如果居于同样的位置，大概也会被环境推向同样的目标。但愿人们很少梦想处心积虑的险恶用心和叛变！缺乏理智和懒惰成性几乎到处都足以解释所发生的事件；这种罪责是任何人都不应该不经深入的独自检验就完全开脱的；特别是在全体民众中存在着一种极大的惰性力量的地方，那种应该努力进取的个人必须具有一种程度极高的活动力量。即使个人的各种错误由此被明显地暴露出来，造成弊端的原因也没有因而被发现，也不会因为这些错误在将来能加以避免而被消除。如果人们仍然不完善，他们就别无他途，而只能犯错误；即使他们能躲避前人的错误，在错误的无限空间里也会非常容易出现各种新的错误。只有进行一种彻底的改造，只有开始一种崭新的精神，才能够救助我们。如果他们将一同致力于这种发展，那么，我们除了承认他们具有善良意志的光荣，也很愿意承认他们具有正确的和有效用的理智。

    这些相互指责既不公正和无益于事，同时又极不明智，必定在外国人眼里极大地贬低了我们，而我们偏偏以种种方式使他们易于了解这些情况，将这些情况硬塞给他们。如果我们不倦地向他们说假话，说我们这里的一切事情在过去如何混乱和乏味，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悲惨地受到了统治，他们不是就必定会认为，不管他们想怎样对待我们，他们对我们毕竟总是太好，而绝不可能对我们太坏吗？他们不是就必定会认为，我们既然如此笨拙和拮据，就得以低声下气地表示感激的态度，接受他们从他们的统治、管理和立法技艺的丰富宝藏中给我们取出来的或为我们的将来所考虑的每一样东西吗？我们这一方就需要他们这种无论如何对他们自己不无裨益，而对我们则无足轻重的看法的支持吗？人们在别的场合必定会当做辛辣讽刺的某些说法————比如说，他们才给原先不曾有祖国的德意志诸邦带来一个祖国，或者，他们废除了曾在我们这里合法的奴隶式的人身依附————难道不会因而成为我们自己的言论的重复，成为我们自己的阿谀之词的回声吗？其他欧洲民族在其余的命运方面与我们德意志人已经变得相同，但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与我们共同遭到这样的耻辱：一旦外国的武装统治我们，我们就立刻显得对这一时刻好像等待已久，想不失时机地尽快做出一副良好的姿态，辱骂我们以前用庸俗的方式阿谀奉承过的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当权者，辱骂我们祖国的一切。

    我们其他无辜的人怎样从我们的头上去掉耻辱，让这些有罪的人独自站立起来呢？有一个办法。人们一旦能肯定无人再买辱骂我们祖国的著作，这种著作的作者和出版人一旦不能再指望读者被游手好闲的习性、空虚的好奇心和喜欢空谈的癖好所引诱，或被幸灾乐祸之心所引诱，目睹那种曾经引起他们痛苦的尊敬之情的东西遭到凌辱，这样的著作就即刻不再会被刊印了。让每一个感到耻辱的人都怀着应有的蔑视态度，退回这种供他阅读的著作吧；虽然他认为自己是唯一这么行动的人，也让他这么做吧，直到在我们中间形成每一个正直的人都这么做的风尚；这样，即使没有强制性的图书禁令，我们也很快就会了结我们著作界的这种充满耻辱的部分。

    最后，如果我们专注于对外国人阿谀奉承，这就在他们面前极大地贬低了我们自己。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在以前就已经使自己成了非常可鄙、可笑和令人作呕的，因为他们利用过一切机会向本国的当权者进献高香，在他们认为能阿谀献媚的一切地方，他们既不顾理性，也不顾体面、良好风尚和鉴赏能力。这种风尚在这个时代已经过时，这些歌功颂德有些已经变成了责难之词。在这期间，我们仿佛为了使自己不变得荒疏，就给我们的缭绕的香烟指出了另一个方向，让它飘到现在掌权的那一边去。只说前一种事情，即献媚本身和献媚没有遭到拒绝，就必定会使每一个严肃思考的德意志人感到痛心；但问题还是在我们内部。难道我们现在也想把外国人当做我们这种低贱的癖好的见证人，当做我们极为笨拙地摆脱这种癖好的见证人，从而给人们鄙视我们的低贱再增添上我们笨拙的可笑景象吗？在这一行动中，我们缺乏外国人所具有的一切精细；为了不至于受到考问，我们变得粗笨而夸张，立刻开始顶礼膜拜，迷信星命。此外，我们的样子看起来好像主要是由于惊吓和畏惧，才不得不歌功颂德；但是，没有任何事物比一个胆小鬼更可笑了，他把自己事实上认为可怕的东西赞颂为美丽和优雅，他只是想用这种献媚的手段贿赂这个可怕的东西，让它不要吞食了自己。

    或者，95 这些赞颂也许不是阿谀奉承，而是他们对于那种在他们看来领导人类事务的伟大天才务必表示的敬意和钦佩的真实表达吗？即使在这里，他们也是多么不了解真正的伟人的特征啊！伟人不虚荣，他们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当中都在这方面是一样的，正如反过来说那样，表现出虚荣的人从来都必定是渺小的和低下的。那些真正的、依靠自身的力量的伟大人物并不喜欢同时代人给他们建立纪念碑或冠以“伟大”的名称，并不喜欢群众震耳的掌声和赞颂；倒不如说，他们以应有的鄙视态度拒绝这些东西，他们首先等待着自己内心的法官对自己的判决，等待着有评判能力的后人发出的声音。还有一个特征，总是同这些特征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伟人敬畏黑暗的、神秘的厄运，不忘永远运转的命运之轮，在自己终结之前不让别人赞美自己伟大或有福气。由此可见，那些赞美者是自相矛盾的，他们通过使用自己的言论，把它们的内容变成了谎言。如果他们真的认为自己所声称的尊敬的对象是伟大的，他们就会满足于接受他是超然于他们的掌声和赞颂之上的，并以充满敬畏的沉默态度来尊敬他。但如果他们用赞颂他来做交易，他们就以此表明，他们事实上把他看成渺小的和低下的，并把他看成非常虚荣的，以致他会喜欢他们的赞颂，而他们则能因而避免某种灾祸或得到某种好处。

    那种“多么崇高的天才啊，多么深刻的智慧啊，多么周全的计划啊！”的热情呼喊，如果细加观察，到底是在说什么呢？它是在说，天才是如此伟大，连我们也能完全理解他，智慧是如此深刻，连我们也能彻底看清它，计划是如此周全，连我们也能完全仿制它。因此，它是在说，被颂扬者大致跟颂扬者同样伟大，但也不全然如此，因为后者完全理解和通盘了解前者，因而是站在前者之上的，只要他十分努力，他大概还能作出一些更伟大的业绩。如果有人认为自己能用讨人喜欢的方式献殷勤，他对自己的评判就必定很充分；但如果受颂扬的人很高兴地接受这样的敬意，他对自己的评判就必定很不充分。

    不，诚实、严肃、稳重的德意志人和同胞们，让这种无知远离开我们的精神吧！让这种污染远离开我们为了表达真理而形成的语言吧！让我们听凭外国人对每一种新现象都发出惊呼吧！让我们听凭外国人每十年就产生一种衡量伟人的新标准，创造一些新的偶像，为赞美人而亵渎神吧！我们衡量伟人的标准仍然是原有的：只有那种能够提出永远给各民族带来福祉的理念，受这些理念感召的人，才是伟大的；但对于活着的人，让我们听凭有评判能力的后人作出判决吧！

    说　明

    将第十三讲的手稿交到书刊检查机关后，我一连等了几周都没有等回手稿，而是终于收到了下面这封信：

    “在已经向费希特教授先生发出付印许可 以后，他的第十三讲的手稿由于某种偶然情况遗失了，虽然经过一切努力，也无法再被找到。

    现在为了不耽误出版人赖默尔付印，我请求尊贵的费希特教授先生根据他的笔记本补充这一讲。并为了付印许可 而将这一讲寄给我。

    柏林，1808年4月13日

    冯·舍费”

    可以被这封信理解为笔记本的资料，我没有保留，在撰写第十三讲的本文时写在草稿上的提纲和草拟的东西，在这一期间迁居时也被付之一炬。因此我不得不坚持，应当重新找回这篇不该遗失，但已经遗失的手稿。但这就像人们保证的那样，即使再极其仔细地寻找，也已经不可能办到；这至少在现在没有办到，于是我就必须尽我所能，填补这一空缺。

    虽然为了给自己辩护，我不得不让外界的读者知道这个偶然发生的事故，但我请求读者们相信，人们无论在这个事故本身，还是在讲到这个事故的那封信中所能发现的现象，在我们这里决不是普遍的风气，相反地，这种事故只是一种极为少见的、也许绝无仅有的例外，可以期待，将会采取预防措施，以使这种情况不可能再出现。

    【注释】

    (1) 为什么这一讲只提供内容通报，而不提供演讲本身，关于这一点，可参见这一通报末尾的说明。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