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德意志民族与其他日耳曼民族的主要差别28

或本原民族；只要这些个人不被允许将他们的直观范围提高到这种语言此后由以发展的立足点，那么，在他们自己进入这个人群或本原民族的直观范围以前，他们就仍然是生活在这个共同体内的哑人，而不会对这种语言发生影响。由此可见，他们没有塑造语言，而是语言塑造他们。

    然而，当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采用已发达到足以指称超感性东西的外族语言的时候，就产生了与迄今所述的一切完全相反的结果；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民族完全自由地沉醉于这种外族语言的影响，在进入这种外族语言的直观范围之前，对自己没有语言的状态始终处之泰然；而是说这个民族不得不使自己的直观范围服从这种外族语言，而且从这时起，这种外族语言从这个民族发现它的立足点开始，必定会在这个直观范围内不断发展。至于语言的感性部分，这个事件倒没有造成什么后果。在每个民族，儿童无论怎样都得学习语言的感性部分，似乎语言符号是随意出现的，于是在这方面，一个民族整个早先的语言发展就得到了再现。不过，任何符号在感性范围内，都可通过直接观看或触摸所指称的东西而被弄得十分明了。由此至多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这样一个已经改变了自己语言的民族的最初一代人，作为成年人，又不得不回归到童年时代；然而到了他们未来的子孙后代，一切又变得依然照旧，没有疑问了。另一方面，这种改变对于语言的超感性部分却有着极其重要的后果。虽然对于语言的头一批掌握者来说，这种超感性部分是按以前所述的方式形成的，但对于后来要精通语言的人来说，感性形象包含着一种同感性直观的协调，这种协调，他们早先在缺乏相应的精神教养的情况下，要么没有经历过，要么现在也尚未有过，也许永远不可能有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能做的事情，至多是他们让感性形象和它的精神意义得到解释，他们用这种方式获得的是外来文化的平淡、僵死的历史，而绝不是固有的文化，他们获得的一些形象，对于他们来说，既不是直接明了的，也不是能激励生命的，而是必定像语言的感性部分那样，显得完全随意的。对于他们，通过这样进入单纯的历史，语言作为解释者便在它的整个感性形象的范围内成了僵死的和封闭的，它的不断流动也就中断了。虽然在这个范围以外，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在从这样一个出发点开始而可能做到的界限内，把这种语言又发展为活生生的语言，然而，那个语言组成部分也依然是一堵隔墙，由于有这堵隔墙，语言作为原初来自生命的天然力量的发端和真正的语言向生命的回归都毫无例外地中断了。虽然这样一种语言在表面上可以被生命之风吹动起来，因而显得自己有一丝生机，但它毕竟在深处有一个僵死的组成部分，并且由于进入新的直观范围，由于与旧的直观范围相分离，它就被切断了活生生的根。

    为了解释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用这个例子也附带指出，这种彻底僵死的、不可理解的语言很容易被扭曲，也很容易被滥用来粉饰人类的种种堕落，而在从来不死亡的语言中则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作为这样的例子，我举出三个声名狼藉的词汇：Humanit t[博爱]、Popularit t[民有]、Liberalit t[自由]。这些词32 在一个从来没有学过其他语言的德意志人听来，简直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叫声，它凭类似的音素，并不能使他想起他所知道的任何事物，也不能完全使他跳出他的直观和一切可能的直观的范围。然而，假若一个未知的词汇是通过其陌生的、考究的和悦耳的读音引起他的注意的，假若他认为发音如此高雅的词汇必定意味着某种高深的涵义，那么，他必定会一开始就完全让这种涵义作为某种在他看来全新的东西得到解释，而且他也只能盲目地相信这种解释，这样一来，他便会悄悄地习惯于承认某种东西是真正存在的和有价值的，而假若他孤独无援，他也许从来都不会发现这种东西是值得提及的。谁也不要认为，近代的各个拉丁民族说出这些词汇来，以为它们是他们的母语中的词汇，他们的情况就会多么不一样。他们对于古代和古代实际使用的语言缺乏学术研究，就会恰好如同德意志人一样，对于这些词汇的来源并不怎么理解。现在，假定我们对于德意志人说Menschlichkeit[人道]这个必然是从Humanit t直译过来的词汇，而不说Humanit t那个词汇，那么，无须作进一步的历史解释，他们便会理解我们的意思；不过，他们也许会立即说：“在我们做人而不做野兽的时候，我们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罗马人或许从来都没有这么说过，可是德意志人会这么说的，因为在他们的语言里，Menschliheit[人性]只是一个感性概念，从来不像在罗马人那里那样，成为超感性东西的一种感性形象。我们的祖先也许早就注意到了人的各种德行，在它们出现于他们当中以前就在语言中用感性形象指称它们，将它们概括在一个与动物本性相对照的单一概念里，而且同罗马人相比，这也不算是我们的祖先的什么欠缺。尽管如此，谁现在想玩弄把戏，人为地把这种外来的和罗马人的感性形象引入德意志人的语言，谁就会显然贬低德意志人的道德思维方式，因为被他当做某种优异的、值得称赞的东西奉献给德意志人的，本来应该在外族语言中也算是这样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却被他按照他的民族想象力的不可磨灭的本性，仅仅几乎被视为全然不可缺少的东西。进一步的研究也许能向我们说明，那些采用了拉丁语的日耳曼部族，依靠这些不适当的、外族的感性形象，都一开始便遇到他们早先的道德思维方式有类似的下降；但对于这个情况，我们在这里不想特别予以重视。

    再则，假若我向德意志人不说Popularit t和Liberalit t，而说两个必然是从它们直译过来的词汇，即“谋求群众利益”和“清除奴隶意识”，那么，他们首先绝不会像早期的罗马人自然而然地做到的那样，获得清楚、鲜明的感性形象。罗马人天天目睹觊觎名位的候选人对一切世人随机应变的恭维态度，目睹奴隶意识在眼前的突然发作，而这两个词汇又活生生地向他们再现了这种情景。由于统治形式的改变和基督教的传入，即便是晚期罗马人也看不到这些景象了；除此之外，特别是由于他们既不能抵制，也不能吸收的外来基督教的输入，他们自己的语言也开始在很大程度上从他们自己的口中消亡。这种在自己的家园已经半死半活的语言怎么能生机盎然地被传给一个外来民族呢？它这时怎么能传给我们德意志人呢？再就那两个词汇包含的表示精神东西的感性形象来说，Popularit t原本也包含丑恶方面，它由于这个民族及其体制的腐败，在他们口中却被颠倒成了美德。德意志人则不然，一旦这种语言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被呈现给他们，他们从来都不作这种颠倒。然而，对于Liberalit t被译成人切勿有奴隶的灵魂，或用最近流行的一种说法，被译成人切勿有卑躬屈膝的思维方式，他们便会再回答说，连这种说法也无甚意义。

    但是，在罗马人的这种以其纯粹形态产生于低级道德教化阶段的或简直表示丑恶的感性形象中，在近代拉丁语进一步发展期间，有人还进而悄悄引入了玩世不恭的概念、自暴自弃的概念和放荡不羁的概念，而且也把这些概念带到德意志语言中，以期利用我们对古代和外国抱有的尊重态度，也使这些东西在我们当中受到尊重，而这完全是悄悄进行的，没有一个人很清楚地看出他们说的是什么。这一切混合在一起，其目的和结果从来都是这样的：首先，将听者从每种本原语言固有的直接可理解性和确定性，推入模糊的和不可理解的境地；其次，向他那种由此引起的盲目信仰，提供他所急需的解释；最后，在此种解释中，将邪恶与德行搅混，以致再把它们分开已绝非易事。假如我们把这三个外来词汇的真正意义————如果它们有某种意义的话————应用于德意志人的感性形象的范围，用德语词汇Menschenfreund‐lichkeit[对人友善]、Leutselichkeit[温良谦让]和Edelmut[高风亮节]向德意志人说出来，那么，德意志人就会理解我们了；不过，决不能将上述那些丑恶东西塞进这些指称里。在德语范围内，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笼罩着不可理解性或模糊性的现象，既不是由于做法笨拙，也不是由于用心险恶；这种现象是可以避免的；准确地译成真正的德语，是一种时刻准备就绪的辅助手段。但是，在各种近代拉丁语中，这种不可理解性却是本性使然和原本就有的，用任何手段都无法避免，因为它们并不拥有任何一种能够用以检验僵死语言的生动语言，而且仔细看来，它们根本没有一种母语。

    用这个例子说明的事实，很容易在整个语言范围内发生，因而是处处都可以再发现的，它将在这里尽量把迄今所述的东西向你们解释清楚。我们说的是语言的超感性部分，而不首先直接是感性部分。这个超感性部分在永葆活力的语言中是以感性形象表示的，在发展的每一步都能以完全统一的方式，把语言中储存的民族的感性生活和精神生活概括为一个整体，以期指称一种同样不是随意的，而是由民族先前的全部生活必然产生的概念，明眼人根据这个概念及其指称回首往事，便必定能重建民族的全部文化史。可是在僵死的语言中，这个超感性部分————它在语言还有生气时，曾经是我们描述过的那种东西————这时却随着语言的死亡，变成了一些随意的和完全不可再解释的符号————它们表示的概念同样是随意的————的零散堆积，在这里，概念和符号不再有任何用处，除非大家正好学习它们。

    这样一来，我们当前的课题，即找出区分德意志人与其他日耳曼裔民族的根本特征，便获得了解决。他们的差别是在共同的部族刚一分裂时就产生的，它的表现在于，德意志人说的是一种最初由天然力量迸发出来的时候起就一直活生生的语言，其余日耳曼部族说的则是一种只在表面有活力，在根部却僵死的语言。我们把他们的差别唯独归因于这种情况，归因于活与死。但我们决不讨论德意志语言的其他内在价值。在生与死之间是无可比较的，前者较之后者具有无限的价值。所以，在德语与各种近代拉丁语之间进行任何直接的比较，都完全没有意义，都是在被迫讨论一些不值得讨论的事情。假如硬要讨论德语的内在价值，那么，一种与希腊语具有同等地位的语言，一种与希腊语一样原始的语言，必定至少会受到挑战；但是，这种比较远远超出我们当前的目的。

    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在思维和意志方面，把各个人带入本民族心灵的奥堂，时而限制他们，时而激励他们；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在它的范围内，把讲这同一种语言的整个人群统一于一种唯一的、共同的理解力；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是遍布感性世界和遍布精神世界的真正交流点，并把这两个世界的终端相互融合起来，以致根本无法说明它自己究竟属于两个世界中的哪一个————那么，这样的语言的性状会对本民族的整个发展过程发生怎样无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会造成怎样不同的结果，只要两种语言的关系是生与死的关系，一般说来，都可猜想而知。昭然若揭的事实是：首先，德意志人有一种手段，能与业已告终的拉丁语————它在感性形象的发展过程中与德语大相径庭————进行比较，更透彻地探究自己的活生生的语言，另一方面，他们有用同样的方式更清楚明白地理解那种拉丁语的手段，这对于依然彻底囿于同一种语言范围内的近代拉丁民族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其次，德意志人在学习原始拉丁语的过程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由此进化而来的语言，如果他们对它学得比外族人更透彻————根据上述理由，他们的确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在学习中也就同时远比这种讲拉丁语的外族人本身对其固有的语言要理解得彻底得多，掌握得详细得多；最后，德意志人只要采用了自己的一切优势，就总能综观这种外族人，能全面地理解，甚至比他们本身更好地理解他们，因而能按照自己的全部尺度翻译他们的意思，另一方面，外族人没有极其艰苦地学会德语，则永远不能理解真正的德意志人，并且无疑会听任真正的德语不被翻译出来。在这些语言中人们能从外族人那里学的东西，大多是出于厌烦和忧郁而产生的那些新言语花样，人们在接受这种调教时，态度是很谦虚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这么做，而可能会向外族人指出，他们应如何按照本原语言及其变化规则去言语，同时也可能会向他们指出，新言语花样没有什么用处，违背了从古代流传下来的良好习俗。

    以上所述的大量结果，同最后特别指出的一些结果一样，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都是自行产生的。然而我们的目的是，把这些后果当做一个整体，按照它们结成统一体的纽带深入地把握它们，以便用这种方法，与其他日耳曼部族进行对比，对德意志人作一个彻底描绘。现在，我把这些结果暂时简要地叙述如下：1）在具有活生生的语言的民族那里，精神文化影响着生命；在不具有这种语言的民族那里，精神文化和生命则各行其道，互不相干。2）出于同样的理由，前一种民族对所有精神文化采取真正认真的态度，并希望它能影响生命；与此相反，后一种民族则宁可把精神文化看做一种天才的游戏，除此以外，对它不再抱更多希望。后一种民族只有精神，前一种民族除了精神，还有心灵。3）由第二点得出的结果是，前一种民族做一切事情，都很诚实、勤奋与认真，而且不辞辛苦；与此相反，后一种民族则作风懒散，随遇而安。4）由所有这一切得出的结果是，在前一种民族那里，广大民众都是可以教育的，而且这种民族的教育者都做出试验，将他们的发明用于民众，希望能对民众产生影响；与此相反，在第二种民族那里，有教养的阶层则与民众分离，无非是把民众视为实现他们的计划的盲目工具。对于以上所述的这些特征的进一步研讨，我将留到下一讲去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