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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德意志民族与其他日耳曼民族的主要差别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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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已经说过,这几讲提倡的现代人类的教育方法,必须首先由德意志人应用于德意志人,而且它原本就最适合于我们民族。这句话需要加以证明;在这里,我们将一如既往,也从最高、最普遍的东西开始,说明什么是德意志人————不管其目前遭遇的命运怎样————自他们存在以来本身具有的基本特点,同时也说明,正由于德意志人具有这种特点,所以他们有接受这种教育的能力,非其他一切欧洲民族所能及。

    德意志人当初是整个日耳曼民族的一个部族。关于日耳曼民族,我们只要指出它的使命在于将古代欧洲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同古代亚洲所恪守的真正宗教相结合,从而由它自身发展出一个与业已衰亡的旧时代对立的新时代,就足够了。进一步说,我们只要专门把德意志人跟与他们同时兴起的其他日耳曼部族加以比较,也就够了。其他新兴的欧洲民族,例如各个起源于斯拉夫人的民族,与其余的欧洲相比,看来还没有得到很明显的发展,所以不可能给他们作出明确的描述;然而,对于同样起源于日耳曼人的其他民族,例如斯堪的那维亚人,我们即将予以指出的形式差别的主要原因却不适用,他们在此无疑被看做德意志人,也被概括在我们的观察所得出的全部总的结论当中。

    但是,我们现在要进行的专门观察,从一开始就必须先作以下说明。我将援引一个事实,作为在一个本原部族里形成差别的原因,而它单纯作为一个事实,是一目了然的和无可争议的。然后,我将列举这种已经形成的差别的各个表现,它们作为一些单纯的事实,也同样会被阐述清楚。但一俟涉及后者与前者、即结果与原因的关系,涉及由原因得出结果的推导,一般说来,我就不能认为人人对此都同样清楚和确信无疑了。的确,我在这方面也不会说出全新的、迄今闻所未闻的论点,相反地,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他们对于事实持这样一种看法,要么已准备就绪,要么已满有把握。然而在多数人当中,对我们倡议的课题却流传着一些与我们大相径庭的想法,纠正这些想法,反驳那些对把握整体课题毫无素养的人根据个别事例提出的一切异议,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计划的范围。面对这些人,我只能就此说我必须说的看法,把它仅仅作为供他们进一步反思的课题,而它在我的思想体系中则可以不像在这里显得那么分散,也不像在这里显得缺乏真知灼见的论证。我不会完全忽略这种情况,因为我要顾及对我的整个论题不可免除的透彻论证,也要考虑由此得出的那些以后将出现在我们讲演进程中和原本就属于我们当前计划的重要结论。

    由观察得来的最初和直接的结果是,在德意志人与其他同源部族的命运之间有明显的差别:前者定居在这个本原民族原初居住的地方,后者则迁徙至别处;前者保持、发展了这个本原民族的原始语言,后者则吸收了外族语言,并逐渐按照他们的方式改造了这种语言。这种最初的差别必定恰好说明以后发生的事情————而绝不是相反————,比如在原初的祖国,按日耳曼人的原始习俗,依然有一种在某个权力受限制的首脑统治下的联邦制,而在其他国家,政府体制则大多按迄今存在的罗马方式转变为君主专制。

    在已经指出的变化之中,最先的变化,即家乡的变化,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不管是在天下什么样的地带,人们都容易过本乡的生活,而那些未由居住地引起巨变的民族特点,却依照自己的模式支配和改变着居住地。不同的自然力量对于日耳曼人在天下居住的地带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对于日耳曼种族在被征服国家与当地居民混血的情况,人们也同样不必重视;因为胜利者、统治者也好,由混血形成的新民族的缔造者也好,都不外是日耳曼人。除此之外,在国外同高卢人、坎塔布里人等等发生的混血,与在国内同斯拉夫人发生的混血相同,而且范围并不更小;所以,今天不论对哪一个有日耳曼人血统的民族成员来说,要表明其血统比其他民族纯净得多,都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更为重要的,而且像我认为的那样,能论证我关于德意志人与其他日耳曼裔民族的全面对比的,乃是第二种变化,即语言的变化。在此,我想首先明确指出的是,问题既不在于这个部族仍然沿用的这种语言的特别性状,也不在于另一个部族采用的另一种语言的特别性状,而只在于这里保留着本民族的东西,同时那里却采纳了外族的东西;问题也不在于继续沿用本原语言的那些人早先的血统,而只在于这种语言继续被使用而没有中断,因为语言塑造人远胜于人塑造语言。

    为了在可能与必要的范围内阐明民族形成中这种差别带来的结果,阐明这种差别必然产生的民族特点的特定对比方式,我想请你们对语言的一般本质作一番考察29 。

    一般语言,特别是语言中由语音器官发音产生的实物名称,决不取决于任意的决断和约定,而是首先有一个基本规律,依照这个规律,每个概念在人的语音器官中形成一个特定的音,而不是其他的音。实物正如在个人的感觉器官里是由特定的形态、颜色等等映现出来一样,在语言这个社会的人的器官中则是由特定的音映现出来的。所以,实际上不是人在说话,而是人的天然东西通过人在说话,并把自己报道给他同类中的其他人。因此,语言也许可以说是唯一的和完全必然的。

    现在看来,虽然语言对于人本身来说,不论何时何地,都决不可能以它这种统一的形态出现,而是处处都受到两种影响,即语言的地区特性与使用频率对语音器官的影响和被考察与被指称的实物的次序对指称次序的影响,才进一步得以变化和演进的,这乃是语言的第二个要点;但是,这里也没有随意性和偶然性,而是有着严格的规律;而且在受上述条件影响的语音器官里,并不是产生了一种纯正的语言,而是产生了一种对它的偏离,并且恰恰产生了对它的这种特定的偏离,这都是必然的。

    如果我们把那些在语音器官方面受同一个外在条件影响、共同居住在一起和在以后交往中不断发展自己语言的人们,称为一个民族,我们则必定会说,这个民族的语言必然是它本来那样,实际上不是这个民族说出它的知识,而是它的知识本身从它口中说出来了。

    这种规律性在语言的发展由于受上述环境影响而发生的一切变化中,依然没有中断;具体地说,对于所有仍在不断交往的人,在大家都能听到每个人说出的新东西的场合,都是这同一种规律性在起作用。数千年之后,这个民族的语言的外在表现在其间发生一切变化之后,也始终保持着这同一股统一的、原初必然要如此迸发的生动的天然语言力量。这股力量通过一切条件不断地流传下来,曾经在每一条件下都必然成为它过去成为的那样,最终必然是它现在那样,因而在若干时期将成为它以后必将成为的那样。纯粹的人的语言最初是与人们的语音器官结合在一起,作为它们发出的第一个声音讲出来的,由此产生的结果又进而与这第一个声音在当时环境下必然获得的一切发展结合在一起,形成现在的语言,作为这一切产生的最终结果。由于这个缘故,这种语言始终仍然是同一种语言。哪怕过了几个世纪之后,后代总是不懂得他们的祖先那时使用的语言,因为这当中的各个过渡环节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消失;然而,这种语言的发展从一开始便是没有飞跃的不断演变,它在当时往往不引人注目,只有再发生一些新的演变,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看起来像一种飞跃。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其同时代人是彼此不能听懂对方语言的,因为他们人人共同具有的天然语言力量,过去一直是、现在也仍然是他们交流思想的那种永恒的中介者和传递者。语言作为直接感性知觉对象的指称,其情况就是如此,而且整个人类最初的语言也是如此。一俟人们由感性知觉阶段上升到把握超感性东西,这种超感性东西对于最初那些人就能随意加以再现,避免与感性东西相混淆,而且对于他人就能予以通报,成为合乎目的的向导;这里要首先加以坚持的,无非是标明,作为把握超感性世界的器官的一个自我与作为把握感性世界的器官的同一个自我俨然有别,也就是灵魂、精神被设定为肉体的对立面。进而言之,这个超感性世界的不同对象由于都仅仅表现于超感性器官中,并且是为这种器官而存在的,所以在语言中只能这样加以指称:据说,超感性世界与把握它的器官的特定关系犹如特定的感性对象与感性器官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可以将一种特定的超感性东西与特定的感性东西进行比较,通过这种比较,可以用语言暗示超感性东西在超感性器官中的位置。在这个范围内,语言再也无能为力了;它给超感性东西提供了一种感性形象,也只能注明那是这样一种形象而已。谁想认清事物的本质,谁就必须依照这种形象赋予他的规则,把他自己的精神器官开动起来。总而言之,这种用感性形象指称超感性东西的做法,每每都必须以给定的人群处于感性认识能力的哪个发展阶段为转移,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这种用感性形象作出的指称,其开端和发展过程在不同的语言中将有非常不同的结局,而有赖于说某种语言的人群在感性教养与精神教养之间已有和将有的关系方面存在的差别。

    我们首先举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个本来就很清楚的说明。按照前几讲已经阐明的基本冲动概念,某种不是凭模糊感觉,而是凭清晰认识直接产生的东西————这种东西也常常是超感性的对象————,用一个也在德语中常用的古希腊词汇来说,叫做Idee30 ;这个词汇准确地表示了德语中用Gesicht一词表示的同样的感性形象,就像在路德圣经译本的下列措辞中说的那样:你们会看见异象,你们会做梦31 。感性意义上的Idee或Gesicht可以说是某种只能由肉眼觉察,而决不能由其他感官————诸如触觉器官、听觉器官————觉察的东西,如同天空出现的彩虹或梦中在我们的眼前匆匆走过的形象一样。超感性意义上的Idee或Gesicht则根据它应当适用的范围,首先意味着某种完全不能由肉体,而只能由心灵把握的东西;其次,它与其他许多东西不同,是某种不能由心灵的模糊感觉,而只能由心灵的眼睛、清晰的认识把握的东西。如果有人想进而假定,希腊人在使用这种感性形象的指称时,一定是以彩虹和类似的现象为依据的,那他就必须承认:他们的感性认识已经进步到能看出各个事物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某些人向一切感官或一些感官显示自己的心态,另一些人却只向眼睛显示自己的心态;此外,如果他们已经弄清了发展成熟的概念,他们就必定会用其他方法,而不是用这种方法指称这种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头脑清晰方面的优势,与另一种民族相比,也会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那种民族不能用一种由深思熟虑的清醒状态得来的感性形象指称感性东西与超感性东西之间的差别,而只能求助于梦幻,以获得表示另一个世界的形象;同时,有一点也会是清楚的,即这种差别并不是基于两个民族对超感性东西的感觉的强弱不同,而只是基于当他们想指称超感性东西的时候,他们的感觉的清晰性不同。

    所以,超感性东西的所有指称都是以指称者的感性认识的广度和清晰度为转移的。感性形象对他来说是明了的,完全明白地向他表明了所理解的东西与精神器官的关系,因为对他来说,这种关系是通过另一种对他的感性器官的直接、生动的关系得到说明的。这时,这种如此产生的新指称,同感性认识本身由于广泛使用符号而获得的所有新的清晰性一起,都储存在语言里,而未来可能有的超感性认识则是根据它与整个语言中储存的全部超感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关系加以指称的;事情就是如此不断发展的;所以,感性形象的直接清晰性和可理解性从不间断,而始终持续不断地流动着。更进一步说,语言不是任意的交往手段,而是作为直接的天然力量,从理智生命中迸发出来的,所以,不断地根据这个规律而得到发展的语言也就有一种直接影响生命、激励生命的力量。正如眼前存在的事物引起人的关注一样,这种语言中的词汇也必定会引起那种能理解它们的人的关注,因为它们是事物,绝不是随意制造的作品。首先感性事物是如此。超感性事物也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因为,虽然在超感性事物方面,观察自然的持续过程被自由的沉思和反思所中断,在这时仿佛出现了没有形象的上帝,但用语言作出的指称却使没有形象的东西重新回到了有形象的东西不断联系的位置上。因此,即便在这方面,最初作为天然力量迸发出来的语言的不断发展过程也依然没有中断,也没有任何随意性进入指称的流动过程。正因为如此,得到这般持续发展的语言的超感性部分,也就不会丧失它那种激励生命的力量,不再对于开动自己的精神器官的人发生作用。这样一种语言在其一切组成部分的词汇就是生命,而且创造着生命。倘若在语言发展方面我们对什么是超感性东西作一假定,认为采用这种语言的民族仍在不断交往,某个人想到和说出的东西立即人人皆知,那么,迄今已经被普遍说出的东西,也适用于所有讲这种语言的人。凝聚于语言的感性形象,对于所有愿意思考的人都是清楚明了的;它对于所有真正思考的人都是有生命力的,激励他们的生命的。

    我说,一种语言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语言从它发出第一个声音的时候起就继续在一个人群或民族的实际共同生活中得到发展;一个语言组成部分如果不表现一个人群真正经历过的直观,不表现同这个人群的所有其他直观有全面交互联系的直观,那就从来都没有进入这种语言。也可以让其他部族的许多个人和讲其他语言的许多个人并入讲这种语言的人群或本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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