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妈妈

：刚才不是她拿不动这些东西，是饿得没劲了啊！我眼眶子一热，一把抱住她：“妈妈，你……”

    “别嚷，别嚷，别叫同志们听见。”她赶紧向我摆摆手说，“老张，弄点吃的不容易啊！再说，山下的群众也大都吃这个。”

    我硬把自己手里的一块煮红薯和她换过来。她慢慢吃着，和我谈起今天下山的经过来。真叫不容易哪：她下到村里，装作讨饭的叫花子，沿门乞讨。自然啰，这么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婆子，是不会引起白鬼的怀疑的。她去的净是些贫苦人家，看出哪家可靠，就和他们谈起红军，告诉他们“是弄粮食给受伤的战士吃的”，于是群众就挑最好的东西交给她，还给她从米店里设法买来了一点儿白米。可是山下地主豪绅都回来了，又是加租又是夺田，群众生活苦得很，因此讨来讨去只弄了这么些东西。说到这里，她忽然顿住，拍拍我的手说：“我顺便打探了一下情况，白鬼子民团现在正在‘围剿’云峰山，对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很注意，今天就有人拿着望远镜往山上望呢。咱们更得提高警惕了！”停了一会儿，她好像又想起了什么，笑着说：“把钱给我一半，我已经找好了可靠的群众，托他们给买了米存着，以后用起来方便。”

    这天夜里，我被老妈妈的行动感动着，久久不能入睡；再加上夜里值了两次哨，早晨醒得很晚。醒来的时候，老妈妈早已做好了饭，换完了药，又下山了。

    一个白天，我都花在组织伤员互助和跟他们谈话上。我把老妈妈下山搞粮食的经过谈了谈，还把老妈妈瞒着大家吃的东西给同志们看了。这件事比什么话都有力，同志们当即谈论起来，老妈妈待同志们的好成了大家的话题。和伢子被感动得擦眼抹泪的，一定要把自己的饭留出来给老妈妈吃。最爱嚷嚷的老刘也怔怔地沉默了一天，最后才对我说：“老张，我的伤势轻，有什么事只管叫我干，要不，我对不住妈妈呀！”

    这天，天黑定了，老妈妈才回到山上来。今天她回来得更晚也更疲惫，但却比昨天高兴。她一见我就兴冲冲地说：“老张，可好啦，总算老天有眼，我找着好地方了，又好，又安全。”

    听了她的话，我才知道她出去看新的营地去了。我问她：“离这儿有多远？”她说：“就在东面的赤金坪，大概有二十里路吧。”我思索了一下，不由得暗暗吃惊了，二十里路，来回就是四十里，在一天里爬山越岭走这么多路……唉，这位老人家为了这些伤员们————为了党的工作，她什么办法没想出、什么苦没吃到啊！

    第二天清早，我们开始转移。老妈妈在前头引路，腿脚还好的同志们把伤腿的搀起，把伤脚的背起，跟在后面走；我搀着一个同志走在最后，走一段，回转头去把踩倒的草扶起来。就这样，我们攀藤附葛，从一片乱石丛生的斜坡上走下了山，涉过一道小溪，又爬上了一座山头。从拂晓走到太阳偏西，才到了我们新的家。

    真难为她老人家，怎么能找到这样一个好地方。这也是个山洞，但比原来那个山洞好多了，这地方，不走近前你怎么也看不出是个山洞来。它正在一个突出的山石嘴子下面，岩石上的藤葛垂下来，成了洞口的帘子；洞前的小树密密麻麻，成了个天然屏障。里面也比原来的洞子宽敞得多，尤其使我们惊奇的是，洞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连地上的坑坑洼洼也都用碎石仔细地填平了，而且在洞口不远处的一块光坪上，平平地摊晒着一大堆茅草。现在，只要把那又干又软的茅草往洞里一铺，就可以安安逸逸地住起来了。这些，不用说，都是老妈妈干的。

    我怀着激动又有些好奇的心情问老妈妈：“你怎么找到这个地方来的？”

    她笑了笑回答我说：“只靠我，跑断腿也找不到这样的好地方呀！这是群众帮我找的。”原来她下山弄饭的那天，在一个打柴的老头那里打听到了这个秘密的地方。

    我们再也用不着提心吊胆了。这天晚上，我们在这既安全又舒适的地方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连老妈妈也睡得十分香甜。

    就在我们搬家的第三天拂晓，我们从洞顶上望见，我们原来住的地方的方向起火了。老妈妈去侦察了一次：原来白鬼子搜查到了那里，把早先警卫同志住的寮子点着了火。但是，这些狗东西却扑空了。

    日子过得飞快，自从发生了情况，我们离开组织独立生活已经有十多天了。这些天来，因为住得舒坦吃得好，伤员的伤口都见好了，我的伤口也已经封了口，掂掂拿拿也不觉吃力了，而且还帮助老妈妈到山下一个石壁缝里拿了一次粮食。可是这些日子可苦了老妈妈，她一天到晚，东跑西颠，除了做饭、换药以外，要下山弄粮食，还要抽空到原来那个山洞去瞭望，看有没有特委联络员来。这样的生活，把个老婆婆折磨得更加消瘦、苍老了。她的背似乎更驼了些，头上的白头发更多了。有时候给同志们洗伤口，洗着洗着，眼睛一花，伤口洗不上，倒往好肉上擦起来；做饭忘了添火、加水，更是常有的事。每逢这样的时候，同志们都劝她：“好妈妈，你歇一会儿，让我们自己来吧！”她总是执拗地摇摇头，说：“快给我走开，别碍我的事。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老年人的心哪！我亲手做的饭，觉得你们吃着香；我亲手给你们换了药，就觉得你们伤口痛得轻些。我就巴望着过不几天，特委来了人，你们的伤也好了，我把你们领到上级跟前，说声：‘好，你看，又是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你领了去打白鬼子去吧！’那我就没心事了。”真的，每当哪个同志的伤口有些好转，她就显得高兴；哪个同志多吃了点饭，她就喜得合不拢嘴。

    这天，吃罢了早饭，我到外面闲逛去，溜溜达达走到了山腰的水潭边上，正碰上老妈妈在那里给伤员洗衣服。但她却没有洗，双手按住一件衣服停下来，怔怔地呆住了，衣服漂得满潭都是。我走过去一边帮她捞衣服，一边问她：“妈妈，你实在太累了，歇歇吧！”

    她看看是我，叹了口气说：“我哪里是累的，是愁的呀！特委至今还没有来人，咱的那点钱也花光了，现在粮食顶多还能支持两天，吃光了以后怎么办哪！”

    我一直不大过问粮食的事，听她一说，我也发愁了。我试探地问：“山下不能再想想办法？”

    她摇摇头：“山下群众让回乡的土豪搞得苦得很，匀不出来呀。唉！”

    她一提到土豪，我不由得心里一动，我说：“妈妈，你还记得不，咱们刚开辟的那阵子，组织起贫农团，把土豪一逮，土地一分，粮食家具一大堆……咱能不能再在这些家伙身上打打主意？”

    她听我说完，眼睛顿时亮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嘿，你看我老糊涂了，怎么没往这上面想呢。对！打打土豪，解决了困难；也告诉那些白鬼：咱们游击队还在！”

    “可是，咱没有人手，又没有武器……”我说。

    “看你这傻孩子，咱们不是人？咱们也有枪呀！”这会儿，她的兴头比我还大，“前两天我下山，群众告诉我：胡家墩胡绍祖那杂种回来以后狂得很，杀人害命烧房子，坏事做了无数，早该镇压一下子了。听说自从上次让他们占了点小便宜，他就更不知天高地厚了。他自认为天下太平了，就把来给他保家的保安团全撤了。我看可以搞他一下。不过，”她看了我一眼，“打仗这桩事我不在行，就得靠你了。你跟我一块去看看怎么样？”

    “好！”我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又商量了一会儿，决定说干就干，当天就上胡家墩去逛逛。老妈妈连衣服也顾不得洗了，我俩一气奔回洞里。我把情况和大家谈了谈，选出了老刘、和伢子和回来报信的那个警卫班的老孙三个伤口快好全的同志，让他们准备好，天黑以后在山根上等我们，如果情况合适，当天就动手。我换了身衣裳，太阳一歪，就跟着老妈妈下山了。

    黄昏时分，我们趁着天黑钻进了胡家墩。老妈妈把我安置在一家可靠的人家，又出去串了几家，把情况对照了一下。胡家的情况和白天老妈妈说得差不多：驻在这里的保安团的队伍真撤走了，护家的只有六个团丁，还有两个到别处去催租去了。为了彻底查清地形，我俩就往胡家宅院走。听说这胡家宅院是全村最大的一所房子，两进大瓦房，两丈高的围墙，高高的门楼，厚厚的门扇，闹革命以后，胡绍祖吓得窜到潮州去了。这房子就成了乡政府的办公处；这块儿白了以后，他又跑回来收拾收拾住了进去。我跟着老妈妈围着这个院子边走边瞧，先看了看大门，就往宅后转。谁知那么凑巧，一转胡同口，迎面碰上个团丁。那家伙晃悠着个电筒，哼哼唧唧地往前走，差一点儿和我撞个满怀。

    “干什么的？”

    我正要答话，老妈妈暗暗扯了我一把，上前应道：“孩子病了，去找人瞧病才回来，”她从腰里掏了掏，摸出不知什么时候预备好的一张纸递过去，“看，这是药单。”

    那家伙把手电朝我晃了晃，大概是看见我这二寸长的头发和那张蹲山洞憋白了的脸孔实在像个病人，恶狠狠地骂了声：“穷鬼！”又摇摇摆摆地走了。

    我真佩服老妈妈的沉着。黑影里我慢慢地跟着她绕胡家宅院走了一圈，看了个仔细，就钻进了一条小胡同。

    老妈妈压低声音问我：“怎么样？好下手吗？”

    我说：“人倒不多，要是干得巧，我们能对付得了，就是墙太高，门又结实，我们腿脚不灵便，进院子有困难；再就是摸不清这些家伙睡觉的地方，堵不了死老鼠！”

    “要是有人从里面偷偷地打开门呢？”

    “那当然好，”我说，“可是这门我们的人谁能进得去？”

    “这交给我来办。”老妈妈蛮有把握地说，“胡家的那个长工老头阿盛我认识，他也是个受苦人，我去找他帮帮忙！”我躲在暗处，看着老妈妈径直向大门走去。黑暗里只听得她轻轻地叩门，并且小声地说：“阿盛哥，你行行好吧，天快下雨了，让我到里面门洞里躲一躲吧！……”接着又听见一个老头低声说了些什么，不久传来她的一阵咳嗽声。我知道事情妥了，就拔腿往山根跑去。

    半夜时分，我们进了村子。四个人分成了两组，我带着和伢子和老刘，直奔胡家大门；老孙在村口担任警戒，掩护后路。武器太少，我们只能分给老孙一颗手榴弹，剩下的一颗和一支短枪，由我们带着。到了胡家大门前，我听了听动静，捂起鼻子装了声猫叫，随即贴到门上去。不一会儿，门闩一响，大门“呀”的一声开了。我一步抢了进去，老刘、和伢子也跟进来，老妈妈、阿盛老爹随即把大门关好。我压低了嗓子问老妈妈：“人都在哪里？”

    阿盛老爹连忙接上答道：“胡绍祖在北屋，西屋是团丁们，做饭的婆子和丫头们都在东厢房。”

    我冲老刘把手一扬，两个人就奔了西屋，那里还点着灯，我在窗户外边，侧耳听了一下，屋子里鼾声打得山响。我把门轻轻地拨开，端着枪一步跳上了床。老刘忙着把墙上挂着的枪摘下来。我轻轻地喝了一声：“起来！”几个睡得糊里糊涂的团丁，从梦中惊醒过来，一看我和老刘的架势，吓得滚下床来，不住地求饶。我赶紧又补充了一句：“不许喊！”这几个人才乖乖地缩在墙边。老刘向门外招呼了一下，和伢子跑了进来，大家把四个团丁活活捆住，用破布堵住了嘴。

    在这当儿，老妈妈已经把东厢房里的婆子、丫头们唤醒了，告诉她们说：“红军来了，马上就可以放你们回家。”这些都是受苦人，被胡绍祖拉了来干苦工的，巴不得赶快回去和家人团聚，现在听说红军来了，都乐得合不拢嘴。

    我把西屋的门锁上，叫和伢子到门口巡风，随后带着老刘直奔胡绍祖的住房。老妈妈紧跟在我们的身后，也来到北屋。

    北屋里大概听见了动静，灯光一下子暗了。我们踹开门进去，借着昏暗的鸦片烟灯一看，床上只有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抱着床被子打战，胡绍祖不知哪里去了。看样子这家伙跑了没多久————那婆娘对面的烟盘子里烟枪上还有半截鸦片烟泡没有吸完。可是人到哪里去了？翻遍了床底、天棚，也没找着。我正在发急，老妈妈捏了我一把，伸手往墙角的一只木箱子指了指。我循着她的手势看去，见那箱上的锁鼻儿在轻轻地晃动，我明白了，就举起枪，向那箱子比量了一下。那婆娘见我们发现了，号叫一声就扑到箱子上，哭喊着：“别开枪呀！……”话没落音，箱子里“砰砰”打出了一梭子弹，胡绍祖的小老婆被打死了，老妈妈的额角也擦伤了。老刘骂了一声，朝着箱子打出了半条子弹，箱子被打得粉碎，胡绍祖像一条狗一样蜷曲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了。

    我们估计城里的白鬼当晚赶不到这里，便从容地打开了胡家的粮仓。当我看见满囤子粮食的时候，又大大犯愁了：凭我们这几个人，带上缴来的枪支弹药，还能带得了多少粮食？我问老妈妈，老妈妈却笑着说：“有办法，有办法！”话还未了，外面一阵脚步声，闯进来了六七个人，阿盛老爹也跟在后边。大家像早有准备似的，一色地带着竹杖、挑箩。原来，老妈妈早在刚进庄串门子的时候就约好了人，现在听见枪响，都赶来了。

    老妈妈一面招呼人们装米，一面对阿盛老爹说：“阿盛哥，我们就走，请你招呼人来分东西吧，天亮以后敌人要来的。别忘了，我们走了以后，给我们收拾一下足迹。”阿盛老爹说：“你们尽管走吧，这些事都交给我办！”

    真是人多势众，大家七手八脚地装了一些米、咸盐、干菜，还搞到一块咸肉、两只火腿，几个年轻的农民担着，由老刘、和伢子带着，找着老孙绕道上山了。

    老妈妈把胡绍祖家的衣物分给婆子丫头们一些，又给了些钱，让她们各自回家。

    我把几个团丁放开，跟他们说：“我们是工农红军，专为穷人打天下的，你们要再帮地主们作恶，可得小心脑袋！现在给你们几个钱，各自谋生去吧！”团丁们也千恩万谢地走了。

    已经半夜了，我们也该走了。临走，老妈妈拉了我一把说：“你不是会写字吗？留下几个字警告白鬼一下！”

    我就着胡绍祖的桌上，随手写了几个字：“白匪们：你们再进行收租夺田吧，再杀害劳苦人民吧！看，这就是你们的下场！”写完，我问她：“下款怎么写？”

    她毫不迟疑地说：“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支队！”

    打了这次土豪，我们的情况大大改变了：不但我们这“医院”的问题解决了，而且打击了白匪的气焰，鼓舞了人民斗争的信心。在我们这座山的附近到处流传着红军游击队又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甚至还有些人把这事添枝加叶地编成了神话般的故事，说：“山上的红军有观音老母护佑着呢，她老人家用手一指，土豪的铁门就开了；她的手一挥，民团就不能动了；她咳嗽一声土豪就吓死了……”其实，谁能想到，这件事是一个年老的妈妈领着几个伤员干的呢！

    但是，打土豪的事没有继续干下去。十多天以后的一个中午，老妈妈领着我们的队长回来了。我们的队长在那次战斗中并没有牺牲，突围出去以后就去找特委联系去了。只是特委也在流动，一时没有找到。当他见到了特委，接到了指示往回走的时候，他简直没有想到还会再见到我们，更想不到我们会生活得这样好。

    队长带来了特委指示：一切伤愈的同志都要立即分配到各个支队去，开展斗争。一旦联系得好，“医院”也要很快转移了。当天，我就要随着队长到特委去。这样，我就和这位敬爱的老妈妈分别了。

    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天里，我已经和这位妈妈建立了真正的同志的又是母子般的感情，猛一分手，心里总是有点说不出的滋味。

    黄昏，我收拾停当，就上路了。老妈妈一直把我送到山腰。临别，她紧紧地拉着我的手，长时间抚摸着我的脸颊、肩膀……二十多天来，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我没见她流过一滴眼泪，现在眼泪却大滴大滴地流下来。我也忍不住流泪了。她说：“孩子，这些日子，你张口闭口叫我妈妈，按年纪我也够得上做你妈妈了，听说你也是没爹没娘的孩子，就把我老婆子当你亲妈吧！走吧！妈妈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日后有机会，别忘了给我个信。还有，你要把咱这段生活牢牢地记着！”

    我说：“是，记住了！”

    我迈开大步走了。走出了好远，回转头来看时，只见老妈妈还站在岭头上向我张望，她那花白的头发，迎着山风，微微地飘动着。

    1955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