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知几的历史学

篇皆有一“赞”。“事多者则约之使少，理寡者则张之令大。”《论赞》曰“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

    第四，论事不当。《论赞》曰：“至若与夺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贾谊，范晔之虚美隗嚣，陈寿谓诸葛不逮管、萧，魏收称尔朱可方伊、霍。或言伤其实，或拟非其伦。”这都犯了歪曲史实的弊病。

    其论“序例”也说后来的作者，犯了以下的两种弊病。《序例》曰：“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故其为体，宜“言词简质”，“敷畅厥义”。但自迁、固以后，华峤而往，后之作者，皆“矜衒文彩”，忘其本义，“累屋重架”，不知所云。这是第一种弊病。又说：“夫史之为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史例既立，则“科条一辨，彪炳可观”；但是后来作者，往往纪传的内容并不依照史例，甚至背道而驰。这是第二种弊病。

    以上是刘知几对纪传体的批判。这诚如他自己所云：“其所发明者多矣。”虽然，尺有所短，刘知几亦有自相矛盾之处。

    例如刘知几论“本纪”，则曰：“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正可抑同群盗”，不应列诸“本纪”。但在《列传》中则曰：“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按孙、刘之于汉，犹西楚之于秦，都是割据的势力，若必谓项羽为僭盗，则刘备、孙权，又何非僭盗？若必谓僭盗不可以为“纪”，则又何以于孙、刘二帝之“传”而曰“其实‘纪’也”？此其自相矛盾者一。

    又如他论“世家”，则曰：“陈胜起自群盗”，“无世可传”，“无家可宅”，不应列于“世家”。但《题目》中又谓“平林、下江诸人列为‘载纪’”。按：下江、平林诸人之于汉，亦犹陈胜、吴广诸人之于秦。同为农民暴动的领袖，如必谓陈胜起自群盗，则下江、平林诸人亦起于群盗。如必谓起于群盗者，即不可列于“世家”，则何以又谓下江、平林应列于“载纪”？此其自相矛盾者二。

    又如他批评司马迁列周、秦先世于“本纪”，列三晋、田氏先世于“世家”，则持规律以为断曰：诸侯不应列于本纪，大夫不应列于世家。但司马迁列汉代诸侯于世家，于规律正相符合，而又持事实以为断曰：“虽得划一之宜，讵知随时之义。”如持事实以为断，但项羽名虽霸王，而实同天子，司马迁列之于“本纪”，并不乖谬。如持规律以为断，则汉代诸侯，不论是否专制一国，传世久暂，而名实诸侯，司马迁列之“世家”又不为错。刘知几有时持规律以绳事实，有时据事实以反规律，此其自相矛盾者三。

    又如他论“表历”，则曰：“载诸史传，未见其宜。”但在《杂说》（上）则曰：“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孴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表历”之用，既如此其大，何以又说不宜列于史传？此其自相矛盾者四。

    此外如《天文志》，所以推数之变化；《艺文志》，所以溯文献之渊源；《五行志》，所以记灾异之现象；而刘知几皆谓可删。凡此都是刘知几评纪传体的美中不足。

    五　刘知几论历史学方法

    《史通》一书，全部都是论述历史学方法；但其中有一部分系泛论历史学各流派，有一部分系专论纪传体各部分。故这里所谓历史学方法乃系狭义的历史学方法，即刘知几论怎样写著历史的部分。关于怎样写著历史，刘知几论述最详，但若总其要义，挈其宏纲，亦不外如此各点。

    （一）论历史学体裁

    用怎样的体裁写著历史，这是历史方法论上的一个先决问题。刘知几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了崭新的见解。这就是说，他坚决地反对模拟已经废弃了的古典体裁，主张应用当时流行的体裁。他在《模拟》中说：

    语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

    在这里，他指出历史的体裁，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发展的，学者不应以古为高，妄事模拟。若必欲模拟，则其著述必不能为当代读者所接受。他在《六家》中说：“爰逮中叶，文籍大备，必翦截今文，模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故舒元（孔衍字）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又说：“君懋（王邵字）《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

    因此，他以为如必欲模拟，亦只应师其立论命意，而不应学其形式。《模拟》曰：“夫明识之士则不然，何则？其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熔铸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又说：“盖貌异而心同者，模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模拟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何哉？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有叶公好龙之喻也。”

    （二）论历史学言语

    体裁是历史学的形式；而言语则是历史学的本体。因为任何形式的历史学，都必须借文字来表现其内容。刘知几在《叙事》中说：“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正是说明这一意义。刘知几以为历史虽系述古人之事；但并非写给古人读的，而是写给当代之人读的。因此他反对在历史学上，应用陈死的古代言语，主张应用作者当时流行的言语。他在《言语》中说：

    夫《三传》之说，既不袭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模《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松之字）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在这里，他指出言语也是随时演变的，未必古之言语，优于今之言语。所以《三传》不学《尚书》的言语，《史》、《汉》不学《国策》的词句，以今古不同，言语已变。然而自魏以前，作者多效“三史”；自晋以降，作者喜学“五经”；以为如能学像了古人的言语文字，便可以向读者证明他的典雅高古渊博，这岂不荒谬！所以刘知几在《言语》中批判这些“拟古派”曰：

    夫天长地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亘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把近代语改装为古代语，而以写作历史，已经是今古不分，真伪相乱。而北朝诸家，又改夷语为华语，再改近代的华语为古代的华语，这就更使历史的记录，失其真实了。《言语》曰：

    彦鸾（崔鸿）修伪国诸史，收（魏收）、弘（牛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三）论历史学的编制

    决定了体裁和言语，然后才能开始历史学的编制。刘知几认为历史学的编制，最主要的是剪裁浮词，削除繁文。他不主张在记事体的历史中兼录言论。因为言论与事实夹杂，则叙事因之不能明断。他在《载言》中说：

    《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存恢博；文辞入记，繁富为多。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上录言，罕逢载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

    在这里可以看出，刘知几之不主张言与事杂书，是因为这样的编制，遮断了叙事的联络。除此以外，他又以为史籍上所载的许多历史文件，都是虚构，不但不能说明史实，反而淆混史实。他在《载文》中列举其例。例如他说：在史籍中，常有“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又说：在史籍中，“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辞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是以每发玺诰，下纶言，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又说：“夫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述宰相之英伟，则人皆二八。国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福不盈眦，而称感致百灵。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故善之与恶，其说不殊。”这些都是“徒有其文，竟无其事”。若以这类虚伪的历史文件，载之史籍，则“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连章疏录，一字无废”。像这样的历史，已经“非复史书，更成文集”了。所以刘知几在结论上说：

    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苛能拨浮华，采真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矣。

    （四）论历史学的标题

    编制的规律既定，这就要轮到题目了。刘知几以为假如书的内容是体，题目便是这个体的名称，因此，题目必须能概括书的内容。他在《题目》中曰：“夫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但是他以为历来的史学家往往对于标题一点，有些名不副实。

    他说照一般的习惯，在史书中，“其编年月者谓之纪，列纪传者谓之书，取顺于时，斯为最也”。但是，“吕（不韦）、陆（贾）二氏，名著一书，唯次篇章，不系时月，此乃子书杂记，而皆号曰‘春秋’。鱼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细毕载，芜累尤多，而俱榜之以‘略’。考名责实，奚其爽欤”！

    又如篇章之标题，亦须与其内容相合。但是“如司马迁撰《皇后传》，而以‘外戚’命章。案‘外戚’凭‘皇后’以得名，犹‘宗室’因‘天子’而显称，若编‘皇后’而曰‘外戚传’，则书天子而曰‘宗室纪’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为目。寻其所载也，皆自秦而往，非汉之事，古诚有之，今则安在”？这些都是题不对文。

    此外，刘知几以为题目的用处，在于提示内容，故其为体，以简明为要。如列传标题，人少者具出姓名，如《伯夷传》。人多者，唯书姓氏，如《老庄申韩列传》。又人多而姓氏相同者，则结定其数，如“二袁”、“四张”、“二公孙”传。但是到范晔，便于题目中全录姓名，其附出的人物，亦以细字列其名于主题之下。降至魏收，则更为琐碎。“其有魏世邻国，编于魏史者，于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职官。”这些既已详述于传内，又重标于篇首，大失标题的本意了。

    （五）论历史学的断限

    断限，就是划分阶段的意思。但刘知几所谓断限，是指断代而言。刘知几以为既断代为史，则在断代史中只应记其所断之代，史实不应超越这个朝代的界限。但是他以为后之作者，并未严守纪律。例如班固《汉书》，是断西汉以为史，而“表志所录，乃尽牺年”。又如：“宋史则上括魏朝，《隋书》则仰苞梁代。”又如：“汉之董卓，犹秦之赵高。昔车令之诛，既不列于《汉》、《史》，何太师之毙，遂独刊于《魏书》乎？”臧洪、陶谦、刘虞、孙（公孙）瓒生于季末，不关曹氏，何“汉典所具，而魏册仍编”？此外，如：“沈录金行，上羁刘主；魏刊水运，下列高王。唯蜀与齐，各有国史，越次而载，孰曰攸宜？”以上所举，他认为都是断代不清。

    至于“夷狄本系，种落所兴。北貊起自淳维，南蛮出于槃瓠，高句丽以鳖桥获济，吐谷浑因马斗徙居。诸如此说，求之历代，何书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后修宜辍。遂乃百世相传，一字无改”。这些，他认为都是侵官离局，越俎代庖。

    总之，刘知几所谓断限，其意即如系一代之史，则非本代之事不书；如系一国之史，则非本国之事不书。

    （六）论历史学的叙事

    写著历史的方法，最主要的，就是叙事。刘知几论叙事之要有三，即简要、隐晦与确实。而最反对者，则为因习。

    他在《叙事》说：“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但他所谓简要，并不是略去史实，而是削去繁复。因为自昔以降，史籍之文，日趋繁缛。“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文体既如此繁缛，而叙事又多重复。例如刘知几举出叙事之体有四：有直记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此四种方法，用其一，即可畅叙事理；但后来作者往往四者并用，床上架床。所以刘知几首先提出简要的原则，正是对症下药。

    刘知几以为叙事不仅要工，而且要美。历来史籍，叙事之美者，以《春秋》为最，而《春秋》叙事之美，则在于“微婉其辞，隐晦其说”[20]。因为这样，文章便有言外之意。所以刘知几以为叙事之要，其次就是隐晦。他在《叙事》中说：

    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其纪事也）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

    叙事之要，尤在于真切。然而后来作者，多以古事比于近事，古人比于近人。设喻不当，遂使史实失其真切。刘知几在《叙事》中曾列举此类例子。如云：“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邦国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迹，必号龙飞。”又云：魏收《代史》，“称刘氏纳贡，则曰来献百牢”；吴均《齐录》，“叙元日临轩，必云‘朝会万国’”。又云：“裴景仁《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洛干感恩，脱帽而谢。及彦鸾（崔鸿）撰以新史，重规（李百药）删其旧录，乃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刘知几以为叙事之病，莫大于因俗前史之文。它在《因习》中曰：“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他又列举实例以证明因习之弊。例如他说：

    《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迁文。案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语同一理。即如是，岂陈氏苗裔，祚流东京者乎！

    又如他说：

    韦、耿谋诛曹武，钦、诞问罪马文（司马昭），而魏、晋史臣书之曰贼，此乃迫于当世，难以直言。至如荀济、元瑾，兰摧于孝靖之末，王谦、尉回，玉折于宇文之季，而李（百药）刊齐史，颜（师古）述隋篇，时无逼畏，事须矫枉；而皆仍旧不改，谓数君为叛逆。书事如此，褒贬何施？

    （七）论历史学上的书法

    书法和记事不同。记事是叙述史实的原委；而书法则是历史家对史实的褒贬。历史家执行褒贬之法甚多，但要而言之，则不外直书与曲笔。直书者，即以明文严词，直斥权贵；曲笔者，即饰非文过，取媚当道。即因如此，所以自古以来，直书的史学家，多遭刑戮，如齐史之书崔弑，司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北魏，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世。反之，曲笔阿时之徒，则功名富贵，忝然偷生。虽然，历史学的任务，是在于明是非，别善恶，贤贤贱不肖，所以刘知几还是主张直笔。他在《直书》中说：

    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同时他对于那些曲笔之徒，则大致贬词。《曲笔》中曰：

    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籍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王沈《魏录》，滥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以上所述，乃刘知几论历史学方法之大要。这诚如他自己所云：“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刘知几论史体，则反对模拟经传，主张应用近体；论言语，则反对宪章虞夏，主张应用今文；论编制，则反对繁文缛词，主张言、事异篇；论叙事，则反对因袭陈说，主张简要隐晦；论命题，则反对题不对文，主张名实相符；论断限，则反对越俎代庖，主张不录前代；论书法，则反对曲笔阿时，主张仗义直书。这些见解，都是很正确的，特别是反对模拟古典的体裁和古典的言语，一直到我们的今日，还有教育作用。因为一直到现在，还有人企图用古典的文字，来掩盖自己的浅薄。惟其中有一点是值得商量的，即言与事异篇。诚然把长篇大论的文章插入叙事之中，的确会打断读者对史实的观察之联系；但是有些文词，往往与史实不能分开，而且甚至就是史实的构成部分，如项羽的乌江自刎之歌，即其一例。因此，我以为短文而必要者，仍然要插在叙事之内；长文而次要者，则记于注内，以备参考。如此则言与事，各得其所。

    六　刘知几论历史学文献

    刘知几对于他以前的历史文献，也曾经展开一个全面的批判。他把中国的历史文献，分为两大类：一曰“正史” ，二曰“杂史” 。他所谓正史， 就是“经” 、“传”、 《史》 、 《汉》，及其以后的官修国史；所谓“杂史”就是历代以来私家撰述的史籍。

    他在《古今正史》中，历述中国正史的源流。上自《尚书》 、《春秋》、《左传》、《史记》、《汉书》，下迄隋、唐诸史，无不原原本本，详述其作者姓名，成书经过，卷数篇数，及其后来的补注。其所根据的材料，自《史》、《汉》而下，都是援引本书序论的原文；至梁、陈以还，则多举其见闻所接。

    他又在《杂述》中，列举中国历史的流派。他把古今“杂史”分为十类：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里书”，十曰“都邑簿”。叙其性质，举其书名，条分缕析，巨细无遗。[21]

    刘知几虽然把全部史籍别为“正史”与“杂史”；但他并不是重“正史”而轻“杂史”。他以为治史者，“正史”固然要读，“杂史”也要读。因专读“正史”，不读“杂史”，则见闻不周。但无论读“正史”或“杂史”，都要用批判的眼光去读。他在“杂述”中说：

    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他以为如果不用批判之眼光去读书，则“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这样，虽“学穷千载，书总五车”，亦犹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22]。虽多亦希以为用。

    不过他所谓批判，不是根据于主观的爱憎，而是根据于客观的实在。他在《杂说》（下）中说：“夫自古学者，谈称多矣。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偏嫉孟坚。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鲜矣。”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批判态度。

    刘知几无论对“正史”或“杂史”，皆有批判。他对于“正史”，则在《疑古》中批判《尚书》，在《惑经》中批判《春秋》，在《申左》中批判《公羊》、《穀梁》二传，在《杂说》中则批判诸史，上自经传史汉，下迄隋唐，所有的历史文献，无不具体地指出其牴牾之处，疏略之点，而予以辩证。此外，在《杂说》中，对于十种杂史也逐一予以评述。这样就完成了他对中国历史学文献的批判。

    他评《尚书》则曰：“《尚书》上起唐尧，下终秦穆，其书所录，唯有百篇。而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23]

    评《春秋》则曰：“案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隐），内为本国（讳）。事靡洪纤，动皆隐讳。”[24]是则“有罪者得隐其辜，求诸劝诫，其义安在”？且“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彰，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具切当世之文，而罔褒讳之辞也。斯则危行言逊，吐刚茹柔，推避以求全，依违以免祸”[25]。

    评《公羊》、《穀梁》二传，则曰：其录人言，则“语乃龃龉，文皆琐碎”。其记事，则“缺漏不可殚论”。其命意，则“奖进恶徒，疑误后学”。至于“论大体，举弘纲，则言罕兼统，理无要害，故使古今疑滞，莫得而申焉”[26]。

    评《史记》，则曰：“述《儒林》，则不取游、夏之文学；著《循吏》，不言冉、季之政事。”而传《货殖》，“独以子贡居先”；录《佞幸》，“惟以弥子瑕为始”。是其扬善显恶，有所未尽。又说：“撰《孔子世家》，多采《论语》旧说；至《管晏列传》，则不取其本书。”是其取材“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又说：“《史记·邓通传》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书其事乎？”而于《序传》云：“为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27]，不及其他。是其叙事，可省而不省，不可省而省。自然他认为最大的弊病，就是“推命而言成败”。

    其评《汉书》则谓其以汉史为列“古今人表”，于体裁，大为不类；以《汉书》抄录《史记》，而一字无改，于记事事理皆殊。又说：“《汉书》编苏氏之传，则先以苏建标名；列韦相之篇，则不以韦贤冠首。”于标题，前后不一。又说：“班固称项羽贼义帝，自取夭亡。”又云：“于公（定国）高门以待封，严母（延年之母）扫地以待丧。如固斯言，则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祸淫者矣。”[28]这又与司马迁同陷于历史的定命论了。

    其评诸晋史，则曰：“东晋之史，作者多门，何氏中兴，实居其最。而为晋学者，曾未之知，傥湮灭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书，是晋史之尤劣者，方诸前代，其陆贾、褚先生之比欤？道鸾不揆浅才，好出奇语，所谓欲益反损，求妍更媸者矣。”

    其评《宋略》则曰：“裴几原（子野）删略宋史，定为二十篇。芟烦撮要，实有其力；而所录文章，颇伤芜秽。”[29]

    其评《魏书》则曰：以文字而论，则“援引诗书”，“妄益文彩”。使蛮音夷语，顿成经传之文。以书法而论，则“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是则自江而东，尽为草服之地”。反之，“称登国以鸟名官，则云好尚淳朴，远师少暤；述道武结婚蕃落，则曰招携荒服，追慕汉高。自余所说，多类于此”[30]。卖国求荣，“何其厚颜”如此。

    其评北齐诸史，则盛称王邵《齐志》，这是因为这部书，多载方言，保存风俗。他在《杂说》中说：“或问曰：王邵《齐志》，多记当时鄙言，为是乎？为非乎？对曰：古往今来，名目各异。区分壤隔，称谓不同。所以晋、楚方言，齐、鲁俗语，六经、诸子载之多矣。自汉已降，风俗屡迁。求诸史籍，差睹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诸朋友；或尊官之称，属诸君父。曲相崇敬，标以处士、王孙；轻加侮辱，号以仆夫、舍长。亦有荆楚训多为夥，庐江目桥为圯，南呼北人曰伧，西谓东胡曰虏。渠、们、底、箇，江左‘彼此’之辞；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义。斯并因地而变，随时而革，布在方册，无假推寻，足以知氓俗之有殊，验土风之不类。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称制，夷夏相杂，音句尤媸。而彦鸾、伯起，务存隐讳；重规、德棻，志在文饰。遂使中国数百年内，其俗无得而言。盖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沈。’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耻。’是则时无远近，事无巨细，必借多闻，时成博识。如今之所谓者，若中州名‘汉’，关右称‘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号，师人致‘儿郎’之说。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寻其本源，莫详所出。阅诸《齐志》，则了然可知。由斯而言，邵之所录，其为弘益多矣。足以开后进之蒙蔽，广来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几面墙于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讥诮者哉！”

    其评《周书》则曰：“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寻宇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绰。至于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太祖敕朝廷，他文悉准于此。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柳虬之徒，从风而靡。”令狐德棻因之，“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焉。”

    其评《隋书》则曰：“诡辞妄说”，“以无益而书”。又说：“呜呼！苟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则知李斯之设坑阱，董卓之成帷盖，虽其所行多滥，终亦有可取焉。”

    刘知几对“正史”的批判，大概如此。现在再看他对“杂史”的批判。他在《杂述》中说：

    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

    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及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

    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借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及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笫，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

    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昞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

    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且箕裘不堕，则其录犹存；苟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

    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至于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材。

    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乃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

    地里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阚骃所书，殚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

    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斯则可矣。及愚者为之，则烦而且滥，博而无限，论榱栋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务求详审，持此为能。遂使学者观之，瞀乱而难纪也。

    以上，是刘知几对“杂史”的批判。此外对《汉书·五行志》，还有单独的批判，这里不及再述。从以上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刘知几对中国的历史文献，皆认为有美中不足之处；但有一例外，即他对《左传》一书，则认为尽善尽美。他在《杂说》（上）中说：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不论他对历史文献的批判是否完全正确，而其所指，皆系据各书内容，并非凭空武断。这种客观的精神和判断的能力，实可惊叹。

    七　余论

    《史通》一书，虽系一部专论历史方法的著作，但刘知几在论历史方法之中，亦尝寓褒贬与夺之义。其中《疑古》一篇，题名《疑古》实即讽今。

    例如他看到当武后之世，小人满朝，而武后尚以帝尧自居，则天为号。于是他在《疑古》中引据《左传》尧时有四凶而不能去之传说，而曰：“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无分，贤愚共贯。”又引据《论语》“舜举咎繇，不仁者远”的传说，而曰：“是则当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

    又如他看到唐代史官，为了颂扬李渊而厚诬杨广，欲比杨广于桀、纣，以显出李渊即汤、武。于是他在同篇中引据子贡“桀、纣之恶不至是”一语而曰：“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无辞乎？”

    又如他看到李渊始则推戴恭帝，始则成其篡夺，而美其名曰禅让。于是谓尧、舜禅让不可信，而曰：“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

    又如他看到李世民弑其兄，而当时论者，比之周公诛管、蔡。因为《左传》有云：“周公杀管叔，而放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为了打击这种谀词谬论，于是他引据《尚书·君奭》篇序“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的传说，而曰：“斯则旦行不臣之礼，挟震主之威，迹居疑似，坐招讪谤。虽奭以亚圣之德，负明允之才，目睹其事，犹怀愤懑。况彼二叔者，才处中人，地居下国，倾闻异议，能不怀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误讹。而周公自以不减，遽加显戮。与夫汉代之赦淮南，宽阜陵，一何远哉！斯则周公于友于之义薄矣。而《书》之所述，用为美谈者何哉？”

    以上不过略举数例，以示其范。此种例子，散见于其他各篇者，往往而有，不及备举。但由此已可看出《史通》一书，实为一部富有灵魂的历史著作。诚如他自己所云：“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31]

    总上所述，可以说就是刘知几的历史学之大概的内容。虽然亦有其短，但是只要我们想见刘知几是七世纪末的一位历史学家，那他的短处，就应该由时代负责了。

    昔班固评司马迁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32]

    傅玄评班固曰：“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词章而略事实，此其所失也。”[33]

    刘知几评王沈、孙盛等曰：“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黜华夏，此其大较也。”[34]

    吾于刘知几则曰：“论大道，则先《论衡》而后‘六经’；述史观，则反天命而正人事；疑古史，则黜尧、舜而宽桀、纣；辨是非，则贬周公而恕管、蔡；评文献，则疑《春秋》而申《左传》；叙体裁，则耻模拟而倡创造；此其所以为长也。但其论‘本纪’则贬项羽而尊吴、蜀；评‘世家’，则退陈涉而进刘玄；此又其所以为短也。”

    * * *

    [1]. 《旧唐书·刘胤之传》。

    [2]. 《旧唐书·刘胤之传》。

    [3]. 《史通·自叙》。

    [4]. 《旧唐书·刘子玄传》。

    [5]. 《旧唐书·刘子玄传》。

    [6]. 《史通·自叙》。

    [7]. 《史通·自叙》。

    [8]. 刘知几辞职书，见《旧唐书》本传及《史通·忤时》篇。

    [9]. 《旧唐书·地理志》：“安州中都督府隋安陆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改为安州。”安州，唐时属淮南道，辖今鄂东皖西一带。

    [10]. 《旧唐书·刘子玄传》曰：“子玄掌知国史，首尾二十余年，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

    [11]. 《史通·自叙》。

    [12]. 《史通·自叙》。

    [13]. 《史通·六家》。

    [14]. 《史通·列传》。

    [15]. 《史通·二体》。

    [16]. 《史通·编次》。

    [17]. 《史通·编次》。

    [18]. 《史通·列传》。

    [19]. 《史通·杂说》上。

    [20]. 《史通·惑经》。

    [21]. 《杂述》篇云：

    “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帝）纪》、姚最《梁昭后略》，此之谓偏记者也。

    “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此之谓小录者也。

    “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璅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

    “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都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

    “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牒》、殷敬 《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

    “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此之谓别传者也。

    “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行赋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

    “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里书者也。

    “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恒厥所。苟能书其轨则，可以龟镜将来。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此之谓都邑簿者也。”

    [22]. 《史通·杂说》下。

    [23]. 《史通·疑古》。

    [24]. 《史通·疑古》。

    [25]. 《史通·惑经》。

    [26]. 《史通·申左》。

    [27]. 《史通·杂说》上。

    [28]. 《史通·杂说》上。

    [29]. 《史通·杂说》中。

    [30]. 《史通·浮词》。

    [31]. 《史通·自叙》。

    [32]. 《汉书·司马迁传》，《史通·书事》引同。

    [33]. 《史通·书事》引傅玄语。

    [34]. 《史通·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