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威廉·詹姆斯

认为，人通过感觉而形成经验，通过经验而形成知识，从而填充了白纸。威廉·詹姆斯和洛克一样是一个经验主义者，而且是一个绝对经验主义者。

    在《宗教经验种种》一书中，我们看到相同的辩解意图贯穿于对大部分宗教弊端的生动描述中（就像詹姆斯承认的那样）。书中很少记叙正常的宗教经验。对人类而言，宗教经验存在于对真理的朴素信仰和宗教传统所带来的益处。但是对詹姆斯来说过于符合常规和理性的事物似乎不是经验或者宗教；他认为只有神秘主义者所具有并诠释的突降的幻想和感觉才是经验和宗教的特性。他表面上作出的对它们的价值的解释多少带有一些悲伤的同情；但是在感情上却想支持它们。那些在美国自然而然出现的宗教信仰————歇斯底里的，迷信的或是发药行医式的————都受到上层精英人物的鄙夷。你也许会去探究它们，就像去探访贫民窟一样，但是你对他们始终有怀疑与厌恶。威廉·詹姆斯发现一些他认识的人故作高贵，这促使他卷起袖子，准备行动————不是要大打出手，而是要做一次示范性的彻底的手术。他会小心地解剖分析现在正被讨论的经验，展示它们多么有生气，尽管他不可能作出比其他医生更多的保证，担保患者一定能经受得住手术。病人最终死亡的手术也许在技术上是成功的，病人虽死可他的病却已被治愈；把宗教信仰描述成疯狂行为的做法也是如此，这种描述首先说明它有多真实、多热烈，因此即使它消亡了，却至少获得了人们的理解。

    我从未在威廉·詹姆斯身上发现一点对于这些含糊信条的焦虑或热情。即使对他一直热心保卫的东西，比如自由意志，他的看法也很暧昧；在这样的事情上他连那些自己认为可取的东西也不予解释。但是他希望能扶弱抗强，他最为痛恨的就是权力机构的不作为。对他来说哲学有点像波兰宪法：只要有一票反对，那就什么都不能通过。对判决的关切几乎成了他视为己任的义务。我想如果他被迫承认某项重要的问题得到了最终解决，那么他会感到十分沮丧。因为他仍然希望对立面会提出异议，就像是当技术纯熟的刽子手即将处决可怜的罪犯时，一位意料之外的证人十万火急地骑马赶到，并且证实他是清白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通过经验可以得出结论，但是经验主义却决不会提出结论。

    讨论“人的能力”的论文记录了一些生理学的惊人发现，仿佛在暗示我们的精神和肉体的潜能是无限的，或者可以通过神灵的恩惠将之无限地扩大。然而我敢肯定詹姆斯不会接受这种推测。他会在压力下把神秘主义的触角收进科学的外壳中；但是他不会像自然主义者那样本能地认为奇迹与自然是一体的，而我们只是根据习惯它们的不同程度来区分它们。细胞核（我们可能会诗意地称之为灵魂）无疑存在于我们体内，我们的身体和思想都由它产生、受它控制，就像政府组建、控制军队一样。既然自然在很小的范围里也能包容万物，那么细胞核中很有可能存储着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有时可以被开发出来，或者像电火花一样，可以导致原先就大量存在的能量的释放。但是这种中央权力的绝对专制以及它将艰难困苦强加到臣民头上的高招并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好处。也许，正如民主政府一样，当灵魂仅仅负责聚集和调整来自感觉的刺激时，它才处于最佳状态。人的精神有时是一个暴君，昏庸无为、挥霍无度、骄奢淫逸。有时它又是狂热激动的。当它寻求并获得了肉体的全力支持时，就像征服者和巫师获得了功绩，问题是作出这样异常之举的冲动是否并无必要，这种举动是否毫无意义。又有谁希望成为神秘主义者呢？詹姆斯天生就不属于宗教，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人，他不喜欢那些假装神圣的先验主义者、空想家和苦行者；他讨厌狭隘的思想。但是他又急忙更正这种坦率的冲动，以免有失公平，而且强迫自己克服这种反感。当超自然现象在平凡的物质世界是具有疗伤和拯救的功能时，这么做会变得容易一些；奇迹通过医学重建了其在远古时的地位，超自然现象与奇迹都被人性化了。即使詹姆斯没有获得这种统一，他也与奇迹建造者们达成了一致，促使他这么做的是他宽厚仁慈的品格，还有他那追寻气味的猎人的直觉，因为他相信即将会有所发现。此外，作为青年的导师的哲学家，他更关心引导人们有一个正确的开始而不是给他们一个正确的结论。詹姆斯同意教育家激励学生的传统；只要能坦诚地去做，他就会把心理学应用于对人们心智的开导；他那些关于习惯、意志、信仰的讲话以及那篇关于人的潜能的文章，都精致优雅、激动人心，简直就像是对年轻的基督徒战士的布道。他对道德方面要比对科学方面更有信心。他似乎确信某些思想和希望（开明的新教教徒都熟悉这些思想与希望）是每个人生活中真正的朋友。自愿维护这些信念的全部论据都有赖于思想和希望是有益的这个前提，如果他自己或者常听他讲演的那些人曾经怀疑过这个前提，这个假定的前提就会很难立得住脚。因为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难以逃避犯错误的风险，一定会屈从于一些人类本性上的或病态的偏见，那么我们至少应该错得优雅、错得损失最小，比如我们可以坚持那些能让我们过上自认为很好的生活的偏见。但是什么是好生活呢？威廉·詹姆斯、他周围的人以及任何地方的所有现代哲学家对什么是好生活有明确的概念吗？我认为谁都没有。他们熟悉人的善良品质，并且热爱这种品质；他们对于品格和正确的行为有自己的标准；但是如果涉及到哪些东西能使人类的生活幸福、美好、愉快，总的来说值得拥有，那么他们的见解就非常狭隘、鄙陋了。他们已经忘记了希腊人的经验，或者从来不知道那种经验。

    因此，这种论点和与之类似的帕斯卡赞同天主教正统观念的论点有着相同的缺陷。帕斯卡说你必须强迫自己信仰它，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了而且做得正确，你就赢得了天堂，而如果你错了，也不会有任何损失。新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教徒会对这样的看法说些什么呢？帕斯卡的那些可能性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真正的可能性；这种赌注（因为有人向你提供了很高的赔率，你便为不可能发生的事下赌注）是一种对明智和愚蠢作出真正选择的拙劣模仿。在这种心态下，人们不会赢得什么天堂，而且即使有天堂，哲学家也会蔑视它。于是，威廉·詹姆斯让我们为永垂不朽或取得成功的力量打赌，因为如果我们赢了，我们就可以庆幸自己真正的本能，而如果我们错了也不会损失什么；因为除非你只在发现自己正确时才会有满足感，否则来自正确的自尊显然毫无意义。抑或这种论点指的是那些信仰（不论正确与否）会让这个世界的生活更加美好，但这只能是画饼充饥。与其总是幻想美好的生活，还不如与现实和谐共处；幻想的东西绝不会那么安全，那么美好，那么有成效。拒绝放弃腐朽的幻想是对思想的腐蚀。人们当然会有某种信仰；而且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去信奉某种东西；但要有理智地去信奉，要信奉那些肯定的事、可能的事、值得期望的事，同时还应认识到错误的事就是错误的。

    像往常一样，在这个问题上，詹姆斯在其混乱的道德建议背后有一项真正的心理方面的事实和一种丰富的本能。这心理方面的事实就是人的信仰受到其意志和欲望的影响；我认为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地认为信仰本质上是冲动和准备行动的表现。因为我们的行动是会逐渐适应客观事物的，而我们的冲动是会逐渐适应可能或必须的行动的，所以我们的想法只是肤浅地开始靠近现实并且获得真正的（即使仍是象征性的）意义。我们不需要决心去相信什么东西；我们只需要决心去研究那些不可避免地会相信的客体。但是詹姆斯想得更多的是我们对所希望的事的信仰，而不是我们对发现的事的信仰。这种信仰一点也不清晰，在人类生活中也没有必要。然而，詹姆斯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或者说比大多数美国人更深切地感到了未来的召唤，并且坚信未来可以比过去更加美好，与过去彻底不同。斯维登堡[1]对待熟悉的神灵很宽容，受斯维登堡的影响，詹姆斯对宗教也比较温柔，但是他并不重视宗教信仰所描绘的天堂或千禧年的情景。必须保留的是由宗教信仰提供的道德拯救者、宗教的开放空间和奇迹的无限可能。如果我们由于担心受骗而退缩（可能这也是天性会让我们做的事），那么相信这些持久不变的真理会比不相信它们更容易受骗吗？对信仰本身进行改良也是需要信仰的，其他的改革也是如此。

    在某些情况下，相信成功可以激励我们取得成功，同时这种信仰也就通过自身的作用变得合理了。这是詹姆斯在最坏的情况下的一种典型看法————好与坏总是并存的。在这里，心理观察又一次被用来激励自己和其他人；但是观察到的事实并没有被理解，而且道德对它的扭曲（虽然这种道德值得怀疑）几乎使事实变成了假象。为什么能跳过排水沟的信心会帮助你跳过它呢？因为事实迹象表明你可以跳过它：你的腿够长，并且那条沟是两码宽而不是二十码宽。对这些事实迅速而正确的评价给了你信心，或者至少使你的信心变得合理、果敢、有预见性；否则你就是一个傻瓜，会掉到沟里、变成落汤鸡。除非有自知之明，否则自负是可鄙且致命的。詹姆斯在他状态最好时声称，如果你惊慌失措，你肯定就失败了，因为惊慌失措是心理失调的征兆；正如詹姆斯在他最明智时所说的那样：你曾经恐惧过，因为你颤抖过。如果你的身体对面临的机会都反应无误，你就不需要担心什么，就像如果你没有喝醉酒就不会走路不稳、视物模糊一样。恐惧是对紧张和混乱的感受，而自信是准备就绪的感受；它们并不是毫无理由存在的、空洞的感觉，恐惧的恶魔和勇气的天使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专横地进入你的身体，对它进行彻底改造。直到哲学家严肃地对待这种比喻为止，这个幼稚的神话单纯地作为一种比喻存在了很久。在这种情况里道德忠告也是同样有根据的。正确的不是对权力的设想，而是对它的掌握：有清醒的头脑，明了权力的来源；而不是盲目乐观，希望从浩瀚苍穹中召唤出精灵。苏格拉底说过勇气并非美德，除非这种勇气能表现为智慧。既有勇气行动又有勇气相信不是最可靠的事吗？但是要坚忍不拔、有勇有谋，才能坚持科学的深谋远虑，就像苏格拉底对勇气或者詹姆斯对情感的态度一样；人们很容易堕入陈规之中，在自然哲学中搜寻奇迹和道德说教，毫无哲学依据地在道德范畴里、在煞有道理地表达偏爱时手舞足蹈。

    威廉·詹姆斯具有自由主义的热情。他属于左派，在西班牙语中左派属于心脏这边，而右派属于肝脏那边；无论如何他的哲学有鲜如血液的生命活力，没有苦如胆汁的怨恨。他是仍为社会和宗教暴虐的阴影感到不安的老一代美国人之一。甚至过去的辉煌也令他烦恼，清教徒的感觉告诉他那辉煌已经被玷污了。那被玷污后的东西变得残酷而轻浮，压制了更美好的东西的出现。但是我们要问那些更好的东西可能是什么？革命的政治家可以说，“除了官职之外，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我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但哲学家绝不可以这样说。厌恶和恐惧暗示出这偏好的本源和公认的好坏的标准；但哲学家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好坏解释清楚。自由不是艺术，但它应该有助于某些自然艺术的创造。然后会是一面吃喝一面猜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如果人类心中深藏着某种不变的想知道朝哪儿努力的需求，哲学家不就应当发现并说明这种需求是什么吗？

    从某种角度来看，詹姆斯根本不是一个哲学家。他有一次对我说：“如果我们不能把哲学都忘光的话，它会变成多么可恶的祸根呀！”换句话说，虽然哲学对许多人来说是生活的安慰和避难所，如果没有了哲学，生活就不会满足，但是詹姆斯却不这样认为。因此不要期望他会创建一门如大厦一样精心构建的哲学，从此一劳永逸地过日子。在他看来，哲学更像是一座迷宫，自己只是凑巧游荡其中，一直在寻找出口。他关注、思索、怀疑遇到的所有理论，内心总有一种想漠视它们的冲动。他一生都在与各种哲学理论为伴，就像孩子一直生活在成人中间；离开这些冷漠的巨人和他们的禁律苛求以及令人生厌的讲话，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或者一只自由的动物，该是多大的解脱啊！当然詹姆斯认为理论就像成年人一样，也是有用的；但是理论本身是一种障碍，实际上它天生就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有机会，你不妨挑战其中的一两个；也许那挑战将会打破某种魔咒，从而改变奇异的景色，并且简化生活。你创建或使用的理论就像是一个讲给自己听的故事或者自己玩的游戏，这时它是一个温暖的、竭力自我辩解的东西；但是当创建或期望之火熄灭后，理论就变成了幻影，像一个幽灵或别人的思想。对所有其他人来说，甚至对幽灵来说，詹姆斯都是谦恭的化身；他对绝大部分理论都很宽容；即使对那些侵犯他的陌生人也是如此。他衷心地承认别人有可能是正确的，而且每个人都有持不同意见的权利。然而当事关理解问题的真正含义时，无论涉及的是理论还是个人，他的直觉就胜过了耐心；他会在想象中画一幅惟妙惟肖的漫画并标明这就是某某人。这漫画常常不是过分赞美就是有所歪曲，詹姆斯倒是很想做到目光准确、评判公道，但有时却会被这种愿望欺骗；他太爱冲动以至于难以做到正确地赞同某人或某观点；他太主观、太浪漫，所以难以公正地判断。爱是极具穿透力的，但是它只能洞悉可能，却不能看透事实。在洞悉某些观点的逻辑性和准确的内涵时詹姆斯有些力不从心。他喜欢对问题逐一考虑，而非把它们两两放在一起。他是个神秘主义者，一个热爱生活的神秘主义者。我们可以把他与罗素和沃尔特·惠特曼相提并论；他表现出一种温柔大度的敏感，他嫌恶矫揉造作，他钟情于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模糊却执著地相信命运，反对任何自称科学或哲学的一成不变的知识传统。

    罗素

    勃兰特·罗素（1872——1970），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桑塔亚那把威廉·詹姆斯和罗素相提并论，因为二人都是“热爱生活的神秘主义者”。

    预言者的声誉往往在国门之外；直到詹姆斯的声望从欧洲传回美洲，他的学生和朋友才意识到他是如此的杰出。大家都喜欢他，欣赏他宽容憨厚的品质和才华横溢的妙语。他在一群文人雅士中总是显得有点谦卑，并没有伟人的架子。人们嘲笑他那些偏执的观点和毫不掩饰的缺陷。当然，一位尽责的教授不应不懂装懂，但是人们往往认为一位尊贵的教授应该是无所不知的。美国苛刻的神学家和外表光鲜的理想主义者都纷纷摇头。他们自言自语道，一个不负责任的医生能搞出什么正确的哲学呢？何况他甚至没有大学文凭，只是个会活体解剖青蛙的粗鲁的庸医。另一方面，一本正经的人们并不完全相信一个思想缺乏条理的教师————无知的人甚至要求博学的人有一套现成的理论，以备不时之需；人们也不能接受一位私下研究催眠术的人，那人虽然时常在媒体中出现，可是讲的话、写的文章却不像有多大学问。甚至虽然他的学生们都无一例外地喜欢他的为人，但是也对他思想的深刻程度有所怀疑————他竟然那么随和；在讲课暂时中断然后又要继续进行时（他说过生活就是一系列的事情的断断续续），他会拍拍自己的前额，问坐在第一排的学生：“我刚才讲什么来着？”也许在他教学生涯起初的几年里，他感觉有一点无所适从，就像一位军人受命不得不在葬礼上祷告时的感觉一样。他对自己的话的理解可能要比学究气的人深刻得多；然而要是有人替他讲出那些话，他可能会更加自在。他喜欢打开窗户，向外眺望一会儿。我想他听到下课铃时会觉得很高兴，因为在明天到来之前，他又能处于自然轻松的状态了。但是在课堂上，他有时会突发灵感，用手支着头，滔滔不绝地说出金玉之言，那些话生动有趣，发自内心，充满了对善恶的认识。有时他的话中会突然出现一些幽默的独特说法，它会坦白地承认自己的疑惑或天生的偏好，会信手拈来一些真知灼见。在他的课堂上激进主义有时会渗入一切人类哲学基础，有时也会闪现出充满朴素智慧和惆怅虔诚的思想，那可是人类曾经有过的最真实、最勇敢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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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斯维登堡（1688——1772），瑞典科学家与神学家，从研究自然科学转向神学，其通灵幻象和对《圣经》的神秘解释成为新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础，著有《天国的奥秘》、《新耶路撒冷》等。